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59岁时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的董事长。上任不过一年多，他轻而易举地转走了公司账上仅存的几百万港元，然后在2001年5月，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事后有关部门的调查发现，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早在主政漯河期间，就开始了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斌在中央纪委、监督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30年来，外逃贪官数量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据说，这500亿美元，有八成以上流向美国。

　　到了今年6月28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草签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中美签订的互惠协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而作为回报，美国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此举被视为中国政府的新“反腐利器”。因为有了中美海外公民账户互换协议，如果发现贪腐犯罪，就由美国给中国提供的账户名单信息直接清查，能很快掌握犯罪线索与犯罪事实。

　　当然，前提是监察部门能掌握官员的犯罪线索。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公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并且，中国早就建立了已经“严得不能再严”的资本管制制度，但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十年过去了，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反洗钱”、“抓贪官裸官”甚至为此付出了资本跨境流动不方便的代价，但还是没能阻止资本在监管体系外流动的问题。“赵丹娜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这些管制“管住了好人，却管不了坏人”的悖论，央视的报道更是将“资本管制—洗钱”、“普通移民—贪官外逃”的矛盾暴露在聚光灯下。

　　因为资本永不眠，管制只会抬高壁垒，但各方还是各取所需。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个是好人，哪笔钱是“干净”的，总有人，能帮你把“案底洗白”。

　　有的官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各地在海外的不少“窗口公司”，实际上有的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成为“投资移民”。

　　国内企业一度掀起的对外投资热潮中，一些国企的老总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在境外投巨资，再通过各种渠道，将投资转变为私人财产，在海外置业，并且拿到了绿卡。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普通的中产乃至小康家庭的人们，也在选择移民海外，也需要将资金安全地转到海外时，这股曾经的涓涓细流已经汇集成“滔滔江水”，相关的业务，应运而生不足为奇。“现在办移民的非常多，现在北京房价这么高，卖套房子就能移民了”。

　　当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寻求中介逃离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利用权力转移资产到海外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所以，无论中行的该项业务合法合规与否，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信号才是警钟。

　　（综合央视网、经济参考报、南方都市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