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第一场媒体放映，是早上8点半；要找到一个位子，你最好8点前就到；要8点前到达戏院，你最好早上7点前起身；要早上7点前起身，你前一晚最好不要去参加派对。
每天第一场媒体放映，是早上8点半；要找到一个位子，你最好8点前就到；要8点前到达戏院，你最好早上7点前起身；要早上7点前起身，你前一晚最好不要去参加派对。
但是这是疯狂的戛纳电影节，有看不完的电影，见不完的人，去不完的派对。戛纳电影市场是全球最重要的电影买卖交易之地，每晚在酒店、海滩、游艇上，至少有几十个派对和晚宴。参加派对是很多人的重要工作内容，许多电影计划也在这种非正式的会面上开始。
所以每天早上8点，当我看着几千个媒体依然蜂拥进戏院，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么一大早赶来，看完三池崇史的《稻草之盾》，更加让人大失所望了。
三池崇史是很多产的日本导演，有时候一年拍三部片。我看过他几部特别怪诞的，或特别暴力的电影。《稻草之盾》虽然制作庞大，但是剧情牵强，人物刻板：一个7岁的小女孩被残酷地奸杀了，她的祖父，一个亿万富翁悬赏10亿日元，给任何肯杀死这个强奸犯的人。因此5个警察奉命保护强奸犯，到东京审讯。虽然很多无辜的人因此死去，男主人公为了工作荣誉，一路上保护强奸犯，到达东京。
因为故事情节发展很不合情理，我看得坐立不安——追求荣誉奖赏，和追求金钱奖赏，难道不是一样恶心吗？不是一样人性泯灭吗？
影片结束时媒体们喝倒彩了。
下午《意大利城堡》并没有一贯的媒体场，而是在有红地毯的卢米埃放映，因为小十字街人群太多了，我挤不过去，只好放弃，去看了之前午夜放映所以没去成的《盲探》。杜琪峰也是一个很多产的导演，作品风格多变，今年刚在香港看过他的《毒战》。我在担心连着《稻草之盾》后，再看警匪片可能会倒胃。
《盲探》却是一场惊喜，勾起无限早期港片的回忆，虽然很多外媒对《盲探》泛滥的喜剧感很惊讶，但是杜琪峰也是曾经拍过《逃学威龙》和《审死官》的导演啊。刘德华和郑秀文的第七次搭档，还是很欢乐。而且把各种杀人想象搞得像剧场练习，实在太好玩了。更好玩的是，这次可以打刘德华的脸了。
为了赶着排队去看晚上7点的主竞赛片《绝美之城》，我在影片结束之前出场了，一直挂念着后来刘德华有恢复视力，看见郑秀文了吗？
在排队时，一个朋友抱怨，我们每天经过好几次保安，查证件，查包包，好像在一个巨大的机场里生活两个星期，机场保安因为怕我们沉闷，偶尔给我们放点电影。
我在想，小十字街上那些穿着礼服等着走红地毯的人们，金碧辉煌，的确都像假的。那些酒店的晚宴，那些海滩的派对，那些名牌店，那些游艇，那些棕榈树，都像假的，戛纳没有真正的生活。
真正的生活，在戏院里面。电影大概是我们渴望在安全距离内去体验生活。
纯粹地看电影是不可能的。看电影的时间，地点，和谁看，之前看了什么电影，一天看几部，看电影前吃过了什么，都会影响一部电影的观影经验。更重要的是，观影者本身的电影知识、生活经验和价值观。
我们的生活影响电影，电影影响生活。电影发明之后，纯粹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