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导演在吆喝自己的新作时，把观影比作“泡哥泡妹小技巧”，还在文内用到“初夜”等词，许多网友认为，措辞太过露骨、低俗，甚至有物化女性之嫌。对此，导演回应称，这条朋友圈的出发点是想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来消解严肃性，好让90后更愿接纳这部电影。“若伤害到某些网友的情绪，肯定要表达歉意”。

 

　　争议暂且淡去，但留给业界的追问如涟漪般荡开。

　　追问一：从“落泪下跪”到“一吻跨年”，为何又一部文艺片在营销上迷了路？

　　“票房焦虑症”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佳片当然值得善待，人们也乐见好故事能被更多人看见。但单纯用票房来衡量一部作品的得失，未免偏颇。尤其对文艺片导演而言，自我表达、思想价值、艺术探索，都是比票房、比热闹更该在乎的事情。更何况，眼下的这部文艺片不至于“惨淡”，九天约4000万元票房虽不达预期，但凭口碑逆袭并非没有可能。更遑论，商业档期下线后，文艺院线、网络播放、众筹点映等长线放映机制，都已准备好了迎它入席。

　　身为影片的创作者，导演此举被网友形容为“自杀式营销”，足见其自降格调的做法，实在不得人心。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创作者不必站在商业的对立面，但其志气、初心也决不止于票房多寡。

　　追问二：以粗鄙开道，究竟是走近还是推开年轻人？

　　这大概是天大的误解。

　　从导演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以为浮夸和轻浅代表着90后的审美，把措辞上的出位理解为“出圈”的途径。他不是孤例，在一些影视作品、电视网络节目乃至艺术展览的广告词里，都透出创作者、营销方对人们审美趣味的轻视。于是，粗鄙的文字登堂入室闯进了各种“大小屏”，打着低俗、庸俗、媚俗擦边球的暗示、联想被强加于文艺。

　　可只需抬头看看周遭就能发现，真善美不是某个年龄段人的专利偏好，年轻人的欣赏门槛并非一些人想象那般低进了尘埃。读书念信的《朗读者》《见字如面》《一本好书》都安静地火了；看似老气横秋的《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有了摩登的拥趸；北京人艺的《茶馆》每演一回，一票难求是常态；上海昆剧团从“临川四梦”到全本《长生殿》演出，年轻粉丝都在大学校园群里奔走相告；全国各地报考考古系的学子多了，上海交响乐团的朋友圈每年都在壮大；北京有“故宫跑”，上海博物馆见证过“大英博物馆百物展”“董其昌大展”等太多盛况……这些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件都为大众不断提升的审美趣味写下注脚。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为票房或为流量焦虑，这都不该是真正做艺术的手艺人该有的姿态；而用错误的方式试图取悦年轻人，则是对市场环境与大众欣赏门槛的短视。奉劝今后的文艺创作者，别再轻视年轻人的审美，更别被票房成功学遮蔽了初心。不然，遭舆论反噬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