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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被迫嫁男人遭家暴 女儿嫉妒妈妈“老婆”(2)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莫言

黄妈妈和朋友们一起打牌。图片来自纪录片《日常对话》

黄妈妈和朋友们一起打牌。图片来自纪录片《日常对话》

  我搭上了离开家的列车,到了外地,分别在一家自然导览工作室和玻璃工厂找到了工作。

  然而,在工作了一年后,我又回去了。那一年我想了很多,我是家里的老大,上有妈妈,下有妹妹,我身上还有责任在,必须得要撑住,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重点是,我发现我还是很在乎我妈妈。

  “妈妈不是‘变态’”

  1998年,我遇到了纪录片导演杨力州,他来拍我们的“牵亡”表演。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只需要一台小小的DV摄像机,我就能自己来拍一部影片,它可以在电视上被传播。

  我也想自己来拍一部纪录片,就去社区大学报了名。我原本只是想去学拍纪录片,但学到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社区大学是由一群搞社会公益的人创立的,他们创校的目的是做知识解放,所以那里有很多不同论著的书籍。

  看了那些书我才知道,原来作为这个社会的少数,不管你是一个同性恋,或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甚至你只是一个身体上有障碍的人,当你成为这个社会的少数的时候,就是会招来一些异样的眼光。

  我的内心终于没有那么挣扎了,我终于明白,妈妈不是别人口中的“变态”。

  学成之后,我决定要自己拍一部纪录片。拍摄最原始的动机是愤怒,我对整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偏见和标签感到愤怒,我希望帮我们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少数族群讲话。

  但当时还没有想好拍什么,就先把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我和母亲。

  从1998年到2012年,我用摄像机零零散散地拍了很多我和母亲的日常生活,妈妈也渐渐习惯了家里有个人拿着摄像机走来走去。

  2012年,我生下了女儿,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在家中洋溢,有些原本坚硬的东西好像也随之柔软了下来。

  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也慢慢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心情。我非常惊讶的是,当女儿生病了、受伤了,我心中除了心疼,居然还会感到自责,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她才会生病、受伤?

  我开始思考:当我妈妈看见我生病、受伤时,她会是什么心情?她到底爱不爱我和妹妹?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相依为命活过来的,却好像陌生人?

  如果在平常,这些问题我都不可能问得出口,所以我想到了以拍纪录片的形式来把这些问题问出来。我希望通过拍摄纪录片,来更多地了解她,从而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希望我妈也能达成和她自己的和解。

  妈妈当时已经快60岁了,老年人该有的疾病——高血压、高血脂,她一个都没落下,所以也不知道将来还能和我们相处多久。

  我告诉她,我很想趁她还能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把我们家的故事记录下来,将来我女儿长大了,也可以通过这个片子回忆起当年的故事。另外,2012年台湾正好开始提同志婚姻的修法,我也希望通过这个片子对台湾社会产生一些影响。

  妈妈听了后,只闷闷地回了一句“嗯”,但我知道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了。因为如果她不想做某件事,就会直接说“我不要”。

  “我知道你一直很讨厌我”

  这台摄影机看似暴力地介入了我们的生活,但我是靠着它才有胆识去靠近我妈妈的。

  如果说摄像机是一把刀、一把枪,它对着的人从来都不只是我妈,还有我自己。在它的见证下,我了解到了很多妈妈不曾提及的过去。

  拍摄过程中,舅舅和姨妈告诉我,在他们那个年代,乡下女生年纪大了还没嫁,大家就会催她赶紧嫁,而且祖宗桌上是不会供奉未出嫁的女儿的。

  在社会压力的逼迫下,我妈跟我爸结了婚。

  长辈在聊到我父母的婚姻时,说了一句话:“女人长大了就是要嫁人,不然要做什么?”但当我问他们关于母亲性取向的问题时,他们都会装作不知道,回避这个问题。

  这些年来,妈妈总共交往过十多个女朋友。其中一个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妈妈是一个对伴侣很温柔的人,会经常叫她“宝贝”,还把所有的钱都给她花,甚至会亲手给她洗衣服。妈妈曾告诉她,我和妹妹也不是她亲生的,而是领养来的。

  访问这位阿姨时,我一直在笑,但听到这些话,我有很多复杂的感受。妈妈从来没有叫过我“宝贝”,我和妹妹也是她亲生的。

  可是我最大的感受是为妈妈难过。她居然需要在她的女朋友面前,编出很多套剧本,来描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我倒不认为这叫说谎,而是一种她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不去面对它。

  提到往事,妈妈很痛苦。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她也想过自己独自离开,又怕留下的两个女儿会被饿死,才决定带着我们一起走。

  刚逃走的那段时间,妈妈特别害怕,她怕我们出去做“牵亡”时会被爸爸抓走,每天晚上都要等到我们回来了她才能放心。

  拍摄最后一场对话时,我和妈妈坐在餐桌的两端。妈妈沉默了许久,低下头说“我知道你一直很讨厌我。”

  我忍不住哽咽了,“我觉得是你讨厌我,但我还是很爱你,要不然我当时出去工作了也不会回来,不用回来扛那些债务,不用三天两头就看你发脾气。”

  我看到妈妈的头更低了,紧接着的是更为长久的沉默。

黄惠侦拍摄的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对话。图片来自纪录片《日常对话》

黄惠侦拍摄的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对话。图片来自纪录片《日常对话》

  聊完后,我和妈妈第一次回到了原来住的那间房子。十几年前,我的父亲在这里自杀死去,虽然有别的住户搬了又走,但妈妈和小时候的我都被困在了这里,没有真正离开过。

  现在又重新回到这里,这一次,我希望我能带着妈妈,真正离开这个家。

  漫长的和解

  经过这段漫长的拍摄过程,我渐渐理解了我的母亲。

  从社会普遍的标准来看,母亲必须要大爱无私、无怨无悔地为孩子付出,要把所有的资源、时间都让渡给小孩。我的妈妈好像没做到这一点,但对我来说,她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了。

  因为这是一段她从来都没想过的人生,她没有想过要一段婚姻,也没有想过要两个小孩,但她突然有了。她只能尽她所及,用她的方式去做她认为一个母亲该做到的事。

  比如,她不会让我们饿着,只要她有钱,就会买很多东西给我们吃。因为在她成长的年代,她的父母也没有满足过她物质生活以外的情感需求,她不知道原来父母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她认为父母能够让孩子都有东西吃,让他们长大成人,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有人指责过我,说为什么要拍摄这么私人的题材。但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很难有纯粹叫做私人、个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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