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档两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与《疯狂外星人》无疑是国人目光聚焦所在，其搅动的兴奋与热潮仍久久未散去。而《流浪地球》又出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放映片单中，重新回顾与分析一下这两部科幻电影，仍有必要。作为反映一个民族精神的镜像寓言，《流浪地球》有着更为微妙的文化症候性，汇聚、映射、升华了表征时代精神的话题和种种中国梦。

　　当然，《流浪地球》的现象级成功与观众对第一部硬科幻大片的新鲜、好奇、宽容，对电影中充满的中国元素、中国人救地球等主题激发的民族热情也有着很大的艺术之外的因素。不难发现，电影除了世界观与中国元素外，在英雄成长、救护亲人的情节模式和人物关系，尤其是灾难性的科幻画面等方面，还是非常好莱坞的。也许可以说，是好莱坞科幻大片培养了今天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流浪地球》的观众。

　　从电影形态、类型上说，《流浪地球》是一种美式科幻大片。

 

　　在我看来，《疯狂外星人》才是真正的“中式科幻”。《疯狂外星人》也许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它是非常中国也非常当下非常现实的电影，也是宁浩以自己的“作者电影”风格，以对中国现实的体认为准绳，以好莱坞科幻片的剧情模式和宏大场面为反讽对象的黑色幽默喜剧。

　　《疯狂外星人》具有美式科幻电影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意义，也许预示了科幻与当下现实，与喜剧结合的可能性，为一种新的喜剧亚类型或科幻亚类型昭示了一个方向。

　　这两部不同形态的电影还引发我们关于电影工业，电影工业美学的思考。

　　《流浪地球》更是以其“工业化”成绩掀起新一轮对于电影工业体系建构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建构的热潮。

　　从工业美学的角度看，“电影工业美学”形态可以按投资规模、制作宣发成本、受众定位等的不同区分为“重工业美学”“中度工业美学”“轻度工业美学”。《流浪地球》与《疯狂外星人》各自的创作构思、价值定位、生产运作，以及结果，都各有不同，值得总结。

　　作为“重工业美学”的《流浪地球》有巨大的投资、超强的匹配、完整的工业流程，打造了宏大的场面，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其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代表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国家文化现象建构的努力。它是近几年中国电影界呼唤和期待已久的体现电影工业化程度的一个高峰，也为“电影工业美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案例。

　　大体而言，《流浪地球》高度的工业化主要体现在：其一，投入资金的保障。小作坊式的小打小闹无法支撑《流浪地球》工业化的要求。其二，制作的难度和质量，技术的高新、尖端、前沿。据相关统计，《流浪地球》使用了8座摄影棚，置景车间加工制作了1万多件道具，置景延展面积近10万平方米，运载车、地下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摄制组历经15个月的设计、绘制、规划和搭建工作。其三，投入人数之多，整个制作时间之长。《流浪地球》的制作团队多达 7000 多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职业的员工。如何让这些人在两年时间内通力协作，完成制作，其工业化管理组织难度可想而知。其四，《流浪地球》没有使用流量明星，这就大大改变了原来在演员片酬花费甚巨而压缩电影制作成本的状况，资金用在了刀刃上。

　　导演郭帆对《流浪地球》的“工业化”制作和管理体味颇深并身体力行。他曾说：“钱并不是工业化的标准，一整套分工明确的专业流程才是。”他曾表示电影的工业化就是对电影创作的管理。“我经常和组里人形容说现场不要创意，现场就是施工队。在这个就像是施工队的团队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是计划、时间、管理，怎么样安排、统筹这么多的项目。”

　　《疯狂外星人》则属于“中度工业美学”。宁浩对于自己做中等规模资本投资和工业化程度的电影有清醒的认知。他从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到后来的《无人区》《心花路放》等，驾轻就熟的就是中小成本电影制作道路。他曾表示，“从战略上讲，我是希望做中型成本的电影。”“中型成本是最能满足投资老板的，钱花得掉，赚得回来。”

　　宁浩清醒自觉的“中度工业美学原则”意识，使他自觉地不是在画面造型、场面规模、视听效果等方面求胜，而是尽量接上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地气”，并在故事叙述、剧作打磨、现实思考与人性考量等方面下功夫，这也使得《疯狂外星人》这部号称科幻、改编自刘慈欣的电影显得颇为“土气”，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装扮、造型、场面设计等。

　　宁浩对《疯狂外星人》的某种超越于商业电影之上的作者性、思想性、接地气性的追求颇为自觉。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宁浩表达了对商业电影的反感，明确宣称“我从来都不是商业电影导演”，他把《疯狂外星人》归入“作者电影”，强调“有自己独立的态度”。

　　在我看来，宁浩之所思所想所实践恰恰是符合电影工业美学的。他的电影的戏剧性、强情节性，以及接地气的世俗性，都证明宁浩绝不是只顾自己作者表达的艺术电影作者。事实上，他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都曾经让研究者在作简单化的“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划分时陷入窘境。但他在商业追求的“众人皆醉”中保持作者艺术电影的“独醒”，恰恰成就了他的电影商业与艺术的某种折中、调和和“双赢”。

　　《疯狂外星人》正是承续了宁浩式的黑色幽默，喜剧化反讽风格，对原著《乡村教师》进行大幅度改编，加进了其特有并专擅的接地气的生活感、世俗情怀。

　　当然，在商业/艺术、体制/作者的矛盾关系未能达到双赢的最佳张力时，也有可能互相牵制掣肘。在笔者看来，《疯狂外星人》的“作者性”还是强了一些，与贺岁档电影“合家欢”式的轻喜剧风格稍有“违和感”，可能部分观众也还不太适应那种具有后现代反讽恶搞风格又蕴含深刻的思想性的宁浩风格。如果电影在某些方面格调再高一些，某些底层“恶俗”再少一点，或者从电影工业美学的角度说，宁浩的“作者性”再加以适当控制的话，影片的票房成绩应该更好。无论如何，虽然宁浩的解构、调侃的喜剧美学未能获得“满堂彩”，但影片昭示了科幻电影发展的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新方向。

　　当下，“网生代”观众与架空历史、超越现实、“放纵”想象力的互联网新媒体，与拟像化“类像化”的新世界是同体共生的。超越现实的想象力对于中国电影尤为需要。而中国主流青少年观众对“想象力消费”的需求空间则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