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防市附近等轮渡时，我身边站着一位用自行车运两大筐木薯的中年农民。我抓住机会，通过翻译和他聊起天来。他是当地人，改革前在农业合作社从事集体劳动，吃不上饭，饿急了，就偷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换饭吃，结果被判十八年徒刑。前两年出狱后，就靠这辆自行车运木薯卖，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在越南，像他这样靠自己经营一点儿小生意过活的人是太多了。清晨在城市街道散步，随处可见沿街人家摆出小巧玲珑的桌子和椅子，卖起早点;白天，不时可碰见用自行车运蜂窝煤，用脚踩两轮车运货的情景;傍晚，街头到处都是摆啤酒、杂货摊，以及擦皮鞋的人。“一滴露水养一棵草”。就是靠着这些不起眼的小生意，越南人的生活好了起来。现在150多万人口的河内有80多万辆摩托车，而且大部分是日本进口的，每辆值一两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越南人的生活水平。
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海防市的百货大楼，有六层楼高，外观现代化，是海防市的纪念碑式的建筑，但在国营体制下，连年亏损。现在这个大商场里的空间已被一个个铝合金小屋隔开，分解成无数个小店铺，往日人来人往的滚梯也已经锈坏了，落满灰尘。对比之下，商场中的小店铺的生意倒挺红火，老板娘们衣着艳丽，热情地招徕着顾客。由此我想到北京的那些门可罗雀的大商场，是不是可以学习海防的经验，早一些由大变小，化整为零，方能分别突破市场萧条的重围。
这个大商场的今昔就是越南经济发展的缩影。过去越南搞计划经济，迷恋大一统，大规模，什么都是政府包揽，国营企业打天下，结果效益很差，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人民得不到实惠。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针已彻底转变，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改革，到1998年全国有国有企业6544个，而非国有的经济组织达40多万个，就业人数占90%以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占70%以上。
不光在经济组织方面，越南重视中小企业聚沙成塔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上，也强调划小单位，下放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改革前，越南不顾南方、中部与北方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都执行中央统一的政策，而且还按领导的主观意愿，强行合并了一些省份，效果不好。这些年越南注意改正以前的失误，不再坚持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根据市场经济及经济区划的要求，重新把省份划小(现在共有60多个省，每个省的规模相当于我国的县)，允许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和执行适合自己地区的政策，使各地的管理更加灵活而贴近实际，也促使当地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另外，这60多个地方政府获得自主权成为主体后，本身就形成一种市场，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对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的最有力的冲击。
河内有座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建造的“文庙”，相传是越南古代的皇帝学习中国的孔圣人，读经考试的地方。我到文庙观光，在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其中有一句：“大国不变教、不易俗”。我由越南想到中国。我们中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的优势，但也要警惕大国容易带来的问题，比如在讲宏观调控，讲统一规划，讲国家战略时，往往容易忽视微观主体，忽视权力分散，忽视地方基层的积极性。而国家再大，也是由这些微观细胞组成。“没有涓涓细流，何以汇成江海?”大国有实力，领导有权威，坚持什么，如“不变教、不易俗”，是比小国容易，但大国“大有大的难处”，就是不能像小国一样，反应灵敏，变化及时。所以在当前深化改革以应对国内外逼人的形势时，中国万不可以大国自恃，应该看到自身的短处，重视越南这样的小国的经验。
六、官员回家
我们代表团住在河内比较繁华的街区的一座星级饭店。越南农业部组织人事司的阮司长主动来此看望我们。礼节性拜访后，我们送她走出宾馆，才知她是坐在丈夫的摩托车后面回家。第二天我到农业部去拜访她，没想到她的办公室也很简朴。我直接接触的这位身居要职的司长的情况，就是多次机构改革后越南政府官员的真实写照。
改革前越南的行政体制是模仿原苏联，机构庞杂重叠，官员多而滥，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财政不堪重负，人民怨声载道。近十年来，经过不断的精简、改革，已有很大变化。尤其是越南加入东盟后，必须按照东盟的统一要求改变行政体制，大幅度压缩机构，这样越南的中央政府在内外压力下，通过改革，现在只有二十几个部委，职能有很大转变。比如其中的农业部是由原来的农业、水利、林业等三个大部合并而成，原来三部共有人员2000多人，现在压缩到300多人， 内设十几个司局，每个司局20—30人。由于人少，司内不再设处，除正副司长外，其余人员分为高级、中级与一般专员，由司长统一指挥调动。原来由行政包揽的很多经营性行为(如粮食、果菜、咖啡、橡胶、生产资料等经销及水利建设，营林造林等)全部分解出来，分别集中到农业部管辖的十几个公司中，与此同时也分流去很多精简下来的官员。为了防止这些公司垄断，推动其转换机制，最近又将这些公司经营的全部项目都放开，允许国内外任何经济主体与之展开竞争，并逐步把这些公司股份化。来越南之前就听说这里的官员腐败，贪污受贿盛行。但我来后仔细观察，感到情况并不像说的那样严重。如越南农业部等大部委门口，就没有我国政府机关附近常有的众多的宾馆和餐厅，而只有一些一般老百姓才去的坐在小板凳上吃饭的小饭铺。也没听见熟悉的越南人议论官员的腐败行为，在报纸等媒体更是看不到此类报道。其原因就是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化，各级官员对人、财、物的管理权力大大削弱了，官员“寻租”的机会与空间被大大压缩了。我问陪同的越南朋友：“你们反不反腐败?”他的回答是：“我们反腐败，但对过去的事，我们不批判，不深究，若这样，就会像改革前那样，搞运动，查人整人，搞得所有的官员与企业家人心惶惶，影响全社会对产权的看法和未来的预期。社会转型时期，体制与规章都不健全，英雄莫问来路。我们现在是反思过去，总结经验教训，然后采取逐步放开，进行相关制度建设的办法，从源头着手，把腐败现象逐步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