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左右，一批文化人以更接近普罗大众的线上视频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表达对世界的关心。蒋方舟认为，这是文化人寻找公共表达的一个出口。他们会在公共媒介和大众媒体上以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的面目出现，但扮演的还是一些带有社会公共属性的角色。

　　蒋方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开始密集参加各种真人秀节目。

　　“那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文化节目，需要年轻、知识储备量大、形象好的女嘉宾，蒋方舟就成为非常合适的人选。”曾与她在某档文化类真人秀节目中合作的制片人冯铮说。

　　另一方面，蒋方舟的“触电”是为了钱。

　　对钱很有概念，是她从小就有的习惯。

　　她家里不算富裕，有一年，她从小城襄阳到广州亲戚家里做客，那家人有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儿。亲戚把自家孩子不要的衣服搬出来让她选，并说，“挑吧，尽情地挑吧”。

　　蒋方舟挑了件彩虹条纹的套头毛衣，因为头太大、领口太小，她在领口和袖口里钻来钻去。好不容易钻出来后，她连镜子都没照，便把衣服脱了下来。

　　2014年，25岁的蒋方舟在清华附近买了房，付完首付，账上还剩14块。而她录制的某档综艺节目一期三万，录一期马桶有了，录两期可以添置一件家具。“有大半年的时间，我在密集地转场，那时候真的会有一种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觉。”蒋方舟说。

　　渐渐地，她变成了一个“有综艺感”的人，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偶像剧明星演爱情剧；可以站成人形桩子，被人往脖子上丢游泳圈；还有人夸她，是“作家里最会划龙舟”的一个。

　　短暂的开心和金钱的满足过后，蒋方舟感到了漫长的自我厌弃，“会觉得我的高兴未免也太肤浅了，这么容易就得到满足了”，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

　　她到东京独自生活了一年。

　　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完全真空的日子。没有人看，没有人安排，做事情也没什么影响。她从表演性的生活中走出来，重新获得了真实生活的能力。

　　“在商业上，蒋方舟其实可以走得更远。”《圆桌派》制片人郑雁飞认为，目前，偏纪实文化类型的节目仍缺少年轻的女性视角，“但文化人也不是完全拥抱商业的，应该有所甄选。”

　　青年写作者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20多岁时，蒋方舟经历过自我认知和生涯选择的迷茫。但从东京回到北京后，她觉得自己对人生多了些掌控力。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出走与逃离，如今的她非常确定，写作才是自己最在意的事。而对于作家，小说才是最有难度的写作。

　　大学时，她曾写过一篇长达13万字的“官三代”权力网络小说。毕业后，她通读了一次，把它拉到了回收站。“对权力的想象有点太像香港地摊文学了，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

　　最近，蒋方舟在写的一部小说需要寻找底层生活的场景。因为缺乏类似的生活经验，3月20日下午，她去了清华西门附近的水磨社区，随行的还有日本NHK电视台的拍摄团队。

　　上大学时，她就曾骑着自行车来这里找过出租房。那时租金便宜，一间屋子住十几个人，狭窄的路上，到处是大家晾晒的衣服，还有炒菜的香味。现在，租金涨得厉害，住在这里的人少了很多，大部分房子都在招租，“荒凉得像是废土科幻里的场景。”

　　她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了下来。这家人过年后留在老家，没再回来，东西被房东扔了出来。她捡起白色收纳架上的一个笔记本看了看，它的主人似乎是靠发传单挣钱，本子上记录着日常，最后还有一句话：如何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从水磨社区出来，摄像师请蒋方舟去百米外的清华西门拍摄，那里有许多游客在门口拍照。一边是群租房，一边是中国顶级学府，蒋方舟靠在栏杆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的写作对这种两个平行世界的反差和荒诞挺感兴趣。”

　　多年来，没有作品是外界对蒋方舟的最大质疑。但蒋方舟认为文学不是偶像产业，不需要22岁就退役，如今的她才刚刚准备上场。

　　她至今记得十几岁时读到的昆德拉——昆德拉在30岁左右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后，才确定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三十岁之前的都是习作。”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蒋方舟：我觉得就变成一个大人了。以前我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扮演年轻人的角色。我希望自己在未来会是一个体面的中年人。

　　2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蒋方舟：我希望会有更多年轻写作者出现，尤其是在纯文学的领域。有一群比较好的写作者，才会有一个好的写作者，需要有一群准大师的土壤和环境才能产生一位大师。

　　3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蒋方舟：我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社会的画面：这个社会不是一个跑道，所有人都在奔跑；而是一个公园，有人在奔跑努力，有人选择在草坪上躺着晒太阳，有人在河边钓鱼，有人在散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都能被尊重。

　　始终对外界保持好奇，对于未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勇于尝试各种失败和错误。 ——蒋方舟

　　采写/新京报记者 付子洋 实习生 吴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