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公安局长下来了。我们的要求很简单，首先要给这个小孩医治，看好了再谈赔偿问题（那时候我们也开始懂一些法律，找律师咨询，最后赔偿加了倍）。那天，我们贵州人谁也没被抓，派出所长被抓走了。事后政府也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要造反。”其实，我们不是造反，是说理，只被他们轰了出来。

但这个事情也把当地的贵州人给害苦了——后来，所有招工的牌子上最后一行都写着：谢绝贵州人，或者，贵州人除外。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厂不要我们贵州人。

5

差不多就是从这件事开始，我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当地有一些别人调解不好的事，我去几句话就能讲好；出了事，这里的老板们页会主动来找我，如果不来，我知道了，也会去找他们。

有一个老板家有台机器，一连三天连续出工伤，把几个工人的手指都给压断了。工人开始要闹，老板找到我，要我出面调解。

我也没什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在桌面上把事情谈好。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是私下心平气和地谈呢，还是去劳动局，或者走法律途径？都是可以选择的。但实际上，没人愿意走法律途径，打官司一是没时间，二也打不起。老板也不会为了这几千块钱的小钱消耗时间，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当然，一开始这些老板是不会听我的，他们找过本地的流氓。

但是无论是本地流氓，还是外地流氓，大家都是流氓，就像梁山好汉一样，都是社会兄弟。我们一起吃吃饭，喝喝酒，有时还搞个仪式，几个人结拜一下。慢慢地，老板也就不找他们了。

当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到现在为止，我总共被判过3次刑，被拘留过14次。可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的事，全是为了别人。

刚开始那几年，政府并没怎么管我们。

也不是不管。如果砍了别人的手，打断了别人的脚，警察当然要来抓。我花个10块钱，打个摩托车就逃走了，连气味都找不到，因为当时根本没人认识我。后来名声在外，我就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对象。比如我现在和人谈事情，派出所那边很快就知道了。

又过了几年，大家都盯着经济去了。如今一群人去闹事这样的事也不可能再发生了。现在的小孩，都想着安安分分打几年工，养好自己的父母和小孩，“打打杀杀没意思了。”他们总这么说。

我也再不打工了，刑满释放出来就开始做生意。

刚开始，我做“投资”，就是放高利贷。一开始，我没意识到这些关系是资源。还是有一次在拘留所，和以前的一个镇长关在一起。他问我：“回店口能做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只有朋友，有一张很大的网，几乎每个村最调皮的几个人都认识，每个村里的村官我都认识，每个村里的大老板我也认识，而且都是哥们儿。”

他就对我说：“你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你有一张网，一张很有用的‘人网’，你把这张网用好了，你就可以做点什么了。”

我记住了他的话。出来的时候，有个朋友在做投资生意，我就去帮他。

我知道村庄里每个人的名字、背景、后台，也知道借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回来。这样做了两年，赚了一点钱。可是货币流通太快，你借我借的，高利息越滚越多，好多人都被搞死了。

到最后，山穷水尽，我自己赚的钱也赔了进去，一分都没有了。

于是又从零开始，跟一个朋友合作搞装修公司。他出钱，我出力。现在生意越做越大，正准备做物流。

6

我到浙江20多年了，有个本地的朋友跟我说：“你小子口口声声说在家里是良民，怎么一到这里，就变流氓了呢？”

我说：“那是你们浙江水土不好。晏子使楚不是说了嘛，‘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个地方的橘子本来是甜的，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种就是酸的了。所以说，我本身是好的。如果我还是在农村待着，我肯定知道玉米怎么种，猪要怎么养。但是到了你们这个地方，接触的东西不一样了，对事情的看法就全变了。所以，主要还是受这里的水土影响变坏的。”

时势造英雄，也造流氓。人发生改变的那一瞬间，从来都不是自己能够主宰的。

本文转自公众号“土逗公社 ”（potu_groundbreaking），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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