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贵州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有怎样的风俗习惯？婚丧嫁娶等与今天是否不同？近日，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所编的《续黔南丛书》第十二辑《贵州竹枝词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竹枝词这一独特视角，记录了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贵州山川、气候、物产，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喜乐等最具民间性的信息，给历史作了弥足珍贵的注脚。
日前，记者采访了省文史馆《续黔南丛书》编辑部主任、该书审订者王尧礼先生，也走进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古代贵州。
古人对贵州同样好奇
随着这些年旅游业的发展，贵州成了外省人最想了解和亲近的神秘之地。其实在古代，外省人对贵州同样感兴趣，只不过那时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所限，能来到贵州的，大都是到此为政一方的宦游官员罢了。
翻阅该书，山东人田雯、江苏人洪亮吉等明清著名文人的大名赫然在目，省外作者占了半数以上。通过竹枝词的这一特殊题材，田雯记录了300多年期贵州道路泥泞湿滑、天气乍雨乍晴、道路小坡连大坡的特点，洪亮吉则描写了200多年前的贵州过节时“芦笙吹彻秧歌起，逐队花苗跳月来”的民族风情。
这些来黔的外籍官员，多数都零散地用竹枝词描写在贵州的所见所闻，部分人则或针对某一地方，或针对某一族群，集中描写眼中不一样的贵州景象。如道光年间任石阡知府的辽宁人宋庆常，就用100余首竹枝词，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石阡的山川形胜及风土人情，可见对石阡的好奇和喜爱；湖南人毛贵铭，同样用了100首的篇幅，写了在贵州所见到的各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山西人王锡晋的《黔苗竹枝词》，则可谓是一幅黔地女性图，把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的衣着、音容、性格等描写得活灵活现，可谓跃然纸上。
王尧礼表示，这些省外作者基本上都是宦游官员，为政一方，自然先要了解此方的风土人情。从文化的角度看，贵州的多民族文化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迥异于中原的异质文化，对他们自有吸引力。甚至，连未曾到过贵州的大名士尤侗，也根据资料，写了十首《土谣》。这十首竹枝词描写了苗族人民身披木叶、崇尚斗牛、喜吹芦笙的特点，以及仡佬族人民扫新坟的风俗、仲家人的居住样貌、龙家人的择偶等民风民俗，若不知情，还以为是作者亲眼所见。
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外省作者，贵州作者人数则少得多。他们不仅所写的篇幅较少，也因为对此山此水见多不怪的缘故，所写的内容更多是生活细节，没有那么多新奇的“发现”。如郑珍、莫友芝两位贵州文化大咖，以及后来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姚华，都仅留下几首生活见闻而已。少有的特例是，兴义的张国华，用200余首的大体量，详细描写了贵州各地的山川形胜和民族风情，可谓是当时的贵州全景图。贵阳人刘韫良以民族为主体，也写了几十首不同少数人民的作品。
最关心贵州的民族风情
细读《贵州竹枝词集》，会发现少数民族题材占了大部分。描写最多的，大都是各民族的服饰、娱乐方式、农耕特点、节日节庆、婚丧嫁娶等，其中的青布裹头、短裙赤脚、耳坠大环、戴银项圈等服饰，在今天的很多地区，仍然保存完好；中秋节偷西瓜、结婚后三天回门等风俗习惯，也仍然在贵州大地流传。
对外省官员们来说，多姿多彩的贵州少数民族风情，是那么地奇特而新鲜，因此会常常不惜笔墨再现。如北京人舒位所写的《黔苗竹枝词》，除了前两首交待贵州的历史外，就用了近50首的体量，集中地描写了39个贵州不同特点的少数民族。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每一首竹枝词都做了注释，翔实地记录了贵州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尚。
类似地，甘肃人张澍用了40首的大篇幅，详细记载了贵州各民族的婚丧嫁娶，而且同样配有注释。注释标明了所写的少数民族居住在何地、服饰特点、婚丧嫁娶习惯等，读之不难想象当时的生活场景。这些描写中，跳月、夺亲、斗牛、择偶、饮食、祭祀等风俗习惯，可谓详细无比。其中，作者写都匀、镇远、黎平等地的少数民族，用死了的牛、猪、狗、鸡等连毛带皮地放入大缸，等到腐烂发臭后做成菜，可谓是闻所未闻。另外，大方一带名为“六额子”的人，竟然有在亲人去世一年后开棺洗刷骨头的风俗，读来也令人深感骇然。
需要注意的，由于当时民族成分不清晰，加上外地官员对贵州了解不多，他们对民族身份的描写，其实并不准确。如江苏人陈匡世，就把大名鼎鼎的彝族女政治家奢香，称之为“苗女”。“当时民族成分划分并不那么详细，外省人了解不多，写作时统一概称，无需苛责。”王尧礼说。
堪称民间版贵州断代史
从历史的角度看，该书所收录的竹枝词，其实都带着深深的历史烙印，完全可以看作正史不可或缺的注脚。其中，对贵州特定历史的山川形貌、交通条件、历史人物等的描写，可与相应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如河北人史梦兰所写的竹王，就是贵州大地上流传最为久远的历史传说；山东人孔昭虔的《乌蛮竹枝词》所描写的奢香开凿龙场九驿、以及水西安氏先辈曾协助诸葛亮平孟获等历史传说，也均可与正史相互印证。
“另外，书中的许多描写，生动地记录了宏大的历史无法注意到的民间细节，其实可以补史之缺。”王尧礼说，如浙江义乌人陈熙晋的“天与贫民便若何，蔺州卅里罢开河。裹盐蛮妇上山去，风雨一肩何处多”一则竹枝词，不仅描写了贵州不产食盐，只能从四川运送的艰辛历史，更补充了妇女运盐这样正史难以注意到的细节。类似的细微描写，书中可谓俯拾皆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正史里是一番太平富足的景象，而这期间，其实贵州都曾经历了灾荒。正史不可能记载的是，两位“盛世”皇帝对此竟都无动于衷，并未开仓放粮救灾，居民只好“掘土以食”，以致“多食有室涩而死者”。对此，遵义人张汝霔，通过一组《土饭》，描写了“盛世”背后草民的悲惨生活，以及“写罢民艰泪满襟”的慨叹。
而到了清末民初，竹枝词的题材延则伸到了对时政和社会乱象的描写和讽刺。守旧派对维新派的不满，良知文人对军阀割据混战导致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现状的忧愤和悲悯，都借竹枝词这个活泼的诗体表达出来。都匀人金泽行的《纪乱竹枝词》，主题式地描写了战事频仍、匪盗猖獗的混乱时代下，人民食不果腹、尸骨遍野的惨状，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对历史的慨叹，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以及对为官者的讽刺。另外，平坝人张元埙，也用了近百首竹枝词，描写了民国时期连连摊派军粮、朝令夕改、买官卖官、搜刮民膏，发行百万元的纸币等乱象，以及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王尧礼看来，这部分内容既可与正史互证，又可补史之缺，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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