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金融国资出资人职能，近期争论很多，之后还外延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作为的争论，虽然之前已写了两篇，但就几个容易出现误读的地方，再谈些感性认识。

　　首先，税收增速快能够等同于财政政策不积极吗？先看一组数据：2012-2016年期间，PPI曾经连续负增长了5年，同期税收增速由12%一路下滑将至4.35%；到了2017年，去产能结束，PPI恢复正增长，当年涨幅大幅回升至6.3%，相应当年税收增速快速回升至10.75%，2018年PPI依然保持正增长，税收也延续了两位数的增长。

　　税收增速和PPI涨幅。

　　所以，税收增速快和财政不积极不是一回事，没什么高深复杂之处，很简单，也很好解释，根子在税制上——我们是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税收和物价之间存在水涨船高的关系。

　　其次，经济有韧性，不假，而且经济规模越大，经济韧性越强；但金融是否也有韧性呢？在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下(有些可能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是金融脆弱性的快速上升，但此时马上就把财政——这块压舱石拿出来用，是不是合适？这是第二个问题。

　　答案可能不是，不妨看看欧洲的那些重债国家，动不动就打“财政”的主意，效果呢？另外，咱们一直以来“金融吃饭，财政埋单”经历，也是很沉重的。财政的健康和持续如果被轻易的打破，势必影响我们的主权评级，外部评价的恶化显然不利于我们即将面临的诸多更大挑战。

　　第三个问题：针对现在经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需要什么政策组合，达到什么目标，则是另外层次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绝不仅仅财货两家的事。还有既然我们已经确立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那么因模式调整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就得敢承担，也必须承担，即便是要承受很大社会压力(可能要过几年紧日子)，当然这个决心不好下，但“成长就会有烦恼”，“天下更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若把上述三个问题混起来讨论，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也更难“柳暗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