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

　　李公明

　　他发现了统治者的邪恶利益，那种利益至今不但没有消除，而且变得更加盘根错节与无远弗届。或许是因为这样，菲利普·斯科菲尔德在《边沁法学文库》总序中特别强调，“认为边沁的思想只有历史意义，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许多学科都日渐强烈地意识到了边沁思想的惊人的深刻性、微妙性和对当代问题的相关性。”这套文库中收有斯科菲尔德的《邪恶利益与民主：边沁的功用主义政治宪法思想》（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7月），就深刻阐释了边沁思想的当代意义。书中“邪恶利益”的概念分量很重，它是边沁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由此出发，边沁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民主是好政府的绝对必要的前提（第148页）。边沁从司法腐败中开始发现并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很快把它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今天我们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是特别具有当代意义的：一、关于诽谤罪，一旦实行就会摧毁英国人的自由，政府将变为独裁主义；二，关于出版自由，这是所有从滥用权力中获利的人和政府所最为害怕的。以诽谤罪和剥夺出版自由，使恶政不被公开，而是得到保护和鼓励（第177-182页）。尤值思考的是，边沁把政府官员与司法官员的邪恶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恰好是现实政治与司法关系的最好表述；边沁的结论是，所有官员的利益都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反；而且他一再强调统治者的邪恶利益就在于他们只有满足自己特定集团利益的动机和冲动，而不管对普遍利益造成多大的伤害“国家的每个方面都被邪恶利益所渗透”（第459页）我想，这或许就是对“邪恶利益”的最简洁的解释，正是这个概念的出现，使他转向了政治激进主义。

　　可以相信，边沁的当代意义还将不断地被人们认识，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把出版自由当作反对恶政最关键的堡垒。

　　在我看来，《新艺术哲学》（艺术与设计杂志社编译，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年6月）这本关于二十世纪伟大的（也是最有争议的）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依斯的生平、观念和作品的研究文集应该题为《新艺术社会学与政治学》，而不是现在这个名字。与哲学相比，波依斯更毋宁是社会学的、政治学的：他带领未获入学许可的学生们占领国立艺术学院的教务处，以此作为抗争（他甚至说，“只有当坦克开进学校，我才回避！” ）；为了抗议一名学生在柏林示威中被杀害，他在学院里成立了“德国学生党”，要求参与校方的管理事务，他要彻底改造德国的大学教育。而在艺术上，他于1971年6月1日成立了“人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在1972年的文献展上连续一百天以该组织的名义回答人民关于民主的咨询。这本文集提供了接近和解读波依斯艺术遗产的多种路径，其中一些专题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会使我们对波依斯的思考与公民社会的斗争自然地联系起来。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波依斯不遗余力地公开宣传的“扩展的艺术概念”规划之下，藏着更深刻、更内在的指向：一名前帝国军人、现在的艺术家对大屠杀的记忆的承认与召唤。收入本书的吉恩·雷的论文《约瑟夫·波依斯和后奥斯威辛崇高》专门讨论了这个敏感和复杂的问题，作者指出过去已有评论家洞察到在波依斯的作品中有一种隐秘的叙述指向和暗示着大屠杀，但是分析得并不具体，也缺少对作品整体的系统解读。他认为关键在于不应该依赖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解释，而必须把他的作品放置于那段罪恶的创伤性的公共历史中，他对种族灭绝的态度、作品中的那种使我们震撼、惊诧、感染的力量以及崇高的美学效果才会浮现出来（第129-130页）。对我们来说，首先要认真思考的是，这种把人物放置于公共历史的研究与评论方式究竟是否合适？波依斯没有参与大屠杀，也没有因为这种历史而获得好处，为什么要把这种联系添加到他身上？作者认为，“大屠杀是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他跟他那一代人中的每个德国退役军人一样，无法逃避与大屠杀的关系。……他保持着公共历史给他标出的位置：一名纳粹帝国军队的退位军人，无论他本人的意图如何，他的艺术创作都必然会跟那一时代的大规模创伤性事件联系起来。”（第131页）其实，这就是历史与人的最内在、最真实的联系，没有人，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中穿着各种制服的人，能够彻底逃脱这种联系；另外，难道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就没有“大规模的创伤性事件”吗？关于战后普通德国人对那段历史与个人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那一代人并没有正视、清算国家的邪恶与罪行，而本文作者则认为“清算大屠杀并哀悼其死难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历经数代人，到达不同的层面”。那么，波依斯的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承认与记忆是完全可能的。其实，他在1957、1958年参加奥斯维辛屠杀中心纪念馆纪念性艺术大赛就已经说明了这种联系的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看到他以后不断以迂回的、视觉隐喻的方式深入那片哀悼与纪念之地，“波依斯唤起和承认大屠杀的策略是一种迂回战术。他最强有力的作品也只是通过形式和材料的相似以及寓言来产生效果，而不是直接地呈现或面对”（第132页）。于是，毛毡、油脂、温度计等都成了强有力的象征物，作者认为，“波依斯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力并同时表现了过去与将来。走出罪恶、伤害的过往之路，正是通向赎罪的未来之路”（第141页）。毫无疑问，波依斯艺术遗产给我们的启示极其深刻，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召唤自己的波依斯。

　　《中国红色摄影史录》（顾棣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基础，以解放区摄影史为论述范围，开宗明义地指出红色摄影史就是解放区摄影史。在“红色史学”中，以解放区为论述框架的叙事方式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党史、军史和政权建构史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还产生出专门史的叙述框架。无论是解放区的资料选编还是某一专门史的历史叙事，都具有一些相同的内容面向，比如中央机构管理下的各种部门的建立与发展，配合中央与指导地方的多重工作性质，为1949年以后的政权部门建构制定路线方针和具体运作模式等。因此，解放区史学作为“红色史学”中的一种叙事框架，它带有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制度史与专业史相结合的特征。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红色史学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存在很多禁区，资料的公开化仍然有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