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医疗新闻纪录片收官，新京报专访总导演揭秘幕后，拍摄杀青有导演崩溃大哭
“希望《人间世3》停停再拍，心理上太艰难了”
《人间世》的镜头克制，尽最大可能体现了对病人的尊重。
当死亡近在咫尺，我们应如何面对？怎样与世界告别，才是最好的方式？在医疗新闻纪录片《人间世2》中，中国人最忌讳谈及的生死观，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铺陈在观众面前。从骨肿瘤、尘肺病、到儿科ICU、精神病患；11个导演，9个摄制组，陪着近两百个拍摄对象，经历了生命中最重大的时刻，与他们相遇、相处、告别……该纪录片总导演秦博、范士广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娓娓道出了这一年半在医院的高压环境中，他们面对、亲临的困境、痛苦、麻木与感动，甚至在拍摄结束后，很多导演就像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长时间都无法从沉重的生活状态中脱离。
日前《人间世2》收官，最后一集探讨了生与死的质量。收官前，范士广做了一个梦，梦见脸上的肉绽开，里边冒出两颗红枣。这种头皮发麻的痛苦感和解脱感，预示着《人间世2》在他的生活中终于告一段落。当问及是否还有第三季，范士广坦言，他个人希望能停一停，“心理上，真的太艰难了。”
新闻记者组队延续深度调查的路子
《人间世》的团队是以新闻记者组成的，他们最开始的制作初衷更多是延续深度调查的路子，以医院作为拍摄点，抓取一些与社会话题相关，但日常观众无法看到的真实场景，例如医患关系、救护车急救、器官捐献等。秦博说，第一季时团队先扎在医院，一周聚一次，再根据观察制定选题。第二季在2017年初开始筹备，导演们前期做了大量调研，提炼了11个值得表达的选题。从“魏则西”事件，摄制组关注到骨肿瘤这一罕见的疾病；养老逐渐成为社会议题，阿尔兹海默症也被选中为这一季的记录对象。女性生育权、儿科医生，尘肺病、精神病患者……第二季的拍摄地点也不再局限于医院，而是深入到田间地头，患者家庭，“我们不仅想拍医院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呈现更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从医院反观人性、社会。”范士广说。
《生日》选取了几位典型的母亲：38岁的林琴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仍然想要一个男孩，给丈夫一个交代，“在中国三、四线城市或农村，仍有很多家庭不惜付出代价生孩子，尤其是男孩。这种现象并未因普及教育，而从人类意识中根本剔除”。吴莹身患先天心脏病伴肺动脉高压，但因为身边人都有孩子，她不顾生命也要成为母亲。“吴莹有一个微信群，里面全是高危产妇。她们在群里相互鼓励，相信彼此一定可以顺利生下孩子。但这种外部鼓励或压力，往往会害了她们。”
《生日》对生育权赤裸裸的坦陈，让该集掀起了轩然大波。“不理解”，“这是什么年代了”等疑惑，淹没了弹幕评论。无疑，《生日》成功搅动起埋藏在“生”里的不堪，但范士广欣慰于看到众人对生育权的探讨，“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当代生育观往往受到自身、社会、家庭三重压力。要不要孩子，是女性的个人选择。同时，不是所有女性都一定要生孩子。我们想把很多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告诉当下女性。”
摄制组都曾是“实习医生”
秦博曾亲眼见证切除左下肢的手术过程。医生从盆骨位置开始切除，用专用的线锯一点点把人的整条腿割下来，然后再缝合断口皮肤。被切除的左肢被医生带走时，恰好血淋淋的从秦博身边经过。
在《人间世》的拍摄中，摄制组观看了很多台类似的手术。大多没有应用到成片中，留下的片段也用马赛克遮挡。但对摄制组来说，记录真实手术过程，可以展现医生在抢救病人时的艰辛，以及病患在面对生死时的坚韧。
为了不干扰医生正常的治疗过程，摄制组必须提前涉猎专业知识。第一季时，摄制组曾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前往教学医院、特殊病种研究基地，严格按照执照医生的标准进行培训。其中包括在手术室如何洗手，如何保持无菌；手术过程中，人站在什么位置可以不干扰手术。此外，摄像机等设备也需要进行严格消毒，且不能进入无菌区，必须严格按照手术室关于器材堆放的标准设置。
摄制组在医院呆的一年半时间里，前半年几乎拍不到有效素材，大部分时间都要像实习医生一样，跟着主治医生查房、诊疗，提前了解他们的工作习惯，学习“肺动脉高压”“尘肺病”等专业医疗术语的含义。李闻是《人间世2》的男编导，拍完《生日》后，他几乎比女性更了解产科的专业护理知识。
若走到跟前拍摄简直就像狼一样残忍
一名患有脑肿瘤，在儿科ICU中挣扎了近一年的三岁男孩，家长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在他与世界告别的瞬间，母亲哽咽着说完“我们要拔管”后仰天长叹一声，便望着孩子再次陷入沉寂。“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走到跟前去拍摄，简直就像狼一样残忍。”范士广直言。
《人间世2》记录了诸多生死之间的挣扎。但每当患者离世，家属在走廊失声痛哭，镜头就会自动远离。模糊的背影，并非最佳纪录角度，却常出现在画面中。然而正是这种尊重且克制的记录手法，让《人间世》与患者、家属间达成了微妙的交流方式。
聚焦精神病患的《笼中鸟》早在第一季便提上日程，但“马赛克”却是这类群体出现在报道中最常见的方式。第二季时摄制组找来七八位实习生，专门负责挨家挨户登门，与病患家属耐心沟通拍摄初衷和方式。“抱歉，我们不方便”，是他们听到最多的回复。团队在三个月内走访了近200家精神病患家庭，在护士长的帮助下，最终也只有30家同意拍摄。
在精神卫生中心，秦博经常看到家属领完药后，偷偷把药盒扔掉，最后镜头呈现的药片只有白色、粉色之分；很多家属还会把医保收据撕碎，宁可自费治疗。“对精神病患来说，他们面对的‘笼子’更多是社会，不是医院。他们需要得到更多尊重。”因此在成片中，与戏剧作品中衣不蔽体、又唱又跳的精神病相比，《笼中鸟》似乎过于“岁月静好”。不仅大部分画面拍摄于没有发作的时刻，很多精神病患在回答人生问题时，也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例如有些患者在片中表达，“自我价值得到满足的时候，人是幸福的。”
秦博不否认《笼中鸟》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化的表达。但曾有数据佐证，精神类疾病中，极度狂躁、具有危害他人倾向的只占不到5%。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为何新闻专题片，访问的只能是正常人？“当一个人在遭受困境之后，他确实会参透一些人生道理，而非大家想象中如此疯癫。”《笼中鸟》在美好和不堪中，毅然选择了记录前者，镜头秉承对个体的最大尊重，而非消费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