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营销,决不是佳片走向大众的通行证

  因为导演在吆喝自己的新作时,把观影比作“泡哥泡妹小技巧”,还在文内用到“初夜”等词,许多网友认为,措辞太过露骨、低俗,甚至有物化女性之嫌。对此,导演回应称,这条朋友圈的出发点是想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来消解严肃性,好让90后更愿接纳这部电影。“若伤害到某些网友的情绪,肯定要表达歉意”。

 

  争议暂且淡去,但留给业界的追问如涟漪般荡开。

  追问一:从“落泪下跪”到“一吻跨年”,为何又一部文艺片在营销上迷了路?

  “票房焦虑症”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佳片当然值得善待,人们也乐见好故事能被更多人看见。但单纯用票房来衡量一部作品的得失,未免偏颇。尤其对文艺片导演而言,自我表达、思想价值、艺术探索,都是比票房、比热闹更该在乎的事情。更何况,眼下的这部文艺片不至于“惨淡”,九天约4000万元票房虽不达预期,但凭口碑逆袭并非没有可能。更遑论,商业档期下线后,文艺院线、网络播放、众筹点映等长线放映机制,都已准备好了迎它入席。

  身为影片的创作者,导演此举被网友形容为“自杀式营销”,足见其自降格调的做法,实在不得人心。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创作者不必站在商业的对立面,但其志气、初心也决不止于票房多寡。

  追问二:以粗鄙开道,究竟是走近还是推开年轻人?

  这大概是天大的误解。

  从导演表述中不难看出,他以为浮夸和轻浅代表着90后的审美,把措辞上的出位理解为“出圈”的途径。他不是孤例,在一些影视作品、电视网络节目乃至艺术展览的广告词里,都透出创作者、营销方对人们审美趣味的轻视。于是,粗鄙的文字登堂入室闯进了各种“大小屏”,打着低俗、庸俗、媚俗擦边球的暗示、联想被强加于文艺。

  可只需抬头看看周遭就能发现,真善美不是某个年龄段人的专利偏好,年轻人的欣赏门槛并非一些人想象那般低进了尘埃。读书念信的《朗读者》《见字如面》《一本好书》都安静地火了;看似老气横秋的《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有了摩登的拥趸;北京人艺的《茶馆》每演一回,一票难求是常态;上海昆剧团从“临川四梦”到全本《长生殿》演出,年轻粉丝都在大学校园群里奔走相告;全国各地报考考古系的学子多了,上海交响乐团的朋友圈每年都在壮大;北京有“故宫跑”,上海博物馆见证过“大英博物馆百物展”“董其昌大展”等太多盛况……这些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件都为大众不断提升的审美趣味写下注脚。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为票房或为流量焦虑,这都不该是真正做艺术的手艺人该有的姿态;而用错误的方式试图取悦年轻人,则是对市场环境与大众欣赏门槛的短视。奉劝今后的文艺创作者,别再轻视年轻人的审美,更别被票房成功学遮蔽了初心。不然,遭舆论反噬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