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们觉得她只是个神神道道的“神曲”歌手
“错位”龚琳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龚琳娜在《歌手》第一期亮相，穿着白色长裙，唱了一首《小河淌水》。后台，俄罗斯歌手波琳娜问齐豫，你能唱那么高吗？齐豫摇头，“不能，太高了”。最终，现场500个观众投票打分，龚琳娜获得当场冠军。
实际上，早在2013年江苏卫视的《全民星战》上，龚琳娜已经演唱过这首歌曲。她收获的评价和如今如出一辙。观众被她唱高音的能力震撼，只不过，那档节目并没有《歌手》这样的影响力。
如今，她在观众眼中的形象，从“神曲女王”开始向“女高音歌唱家”转向。这与她对自己的认知仍相距甚远，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创新民族音乐的艺术家。
《忐忑》爆红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近两年，龚琳娜越来越少参加电视节目，更多的时间放在古诗词音乐会和在喜马拉雅上教粉丝唱歌。她做的这些事，很少引起全民关注。人们提到龚琳娜，第一反应还是台上那个造型夸张、瞪着眼睛、有些神神道道的“神曲女王”。只是这一次在《歌手》上看到她唱起了高音，普通观众才开始明白，原来龚琳娜可以好好唱歌。
告别“神曲时代”
15年前，她和德国音乐人老锣两人，将古诗词与中国古典音乐结合，创作了多首古诗词作品。这是两人最看重的事。他们为给《楚辞》寻找匹配的乐器，曾重制了一套几吨重的编钟。
龚琳娜的这一面，不太能被观众接受。《小河淌水》获得《歌手》第一名之后，龚琳娜不顾整个导演组的反对，决定冒险唱一首古诗词歌曲《庭院深深》。果不其然，倒数第一。
从2013年起，龚琳娜已经厌倦了一味迎合观众。那年，她开始反思《忐忑》爆红之后的生活。曾经，她设想用电视节目获得影响力，推广古诗词和民族音乐，最终，她发现“你想唱《静夜思》，电视台不要，你唱《金箍棒》他们才要，让我觉得电视台不是搞艺术的地方。”龚琳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彼时，正是如今这些最知名的音乐节目的萌芽期。《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刚结束，观众在调侃杨坤的“一年32场演唱会”。《我是歌手》第一季则刚刚播出。乐评人李皖在一篇回顾过往五年的流行音乐发展的文章中写道，“《我是歌手》等电视真人秀，是唯一尚拥有大众热情的音乐节目，但其间表演的曲目，绝大多数为往年流行歌曲的翻唱和改变，当下流行曲目零零落落，面容惨淡”。
很多官方举办的音乐会中，民乐不受重视。一次北京国际音乐节邀请她。她得知，民乐不卖票，只能在广场演出，于是，龚琳娜拒绝了邀请。她有时也自己出钱办音乐会，基本上办一场赔一场。
采访中，龚琳娜喜欢使用“中国音乐教育”“引领观众审美”这样的宏大句式。她的语气中，有一种朗诵感。有时讲着讲着，会唱起歌来。她反复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音乐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大家都学习西方的唱法，忽视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
近几年，龚琳娜也在做教育，一年跑三十多个高校。每周星期一晚上教小区的邻居唱歌。2016年，她则干脆在“喜马拉雅“上开设了《跟龚琳娜学唱歌》《跟龚琳娜来练声》的音频课程。
她的生活也在变化。之前她住在北京奥森公园附近。2017年，她和丈夫老锣决定搬到大理，在苍山上的一间房子里，居住至今。
体制内歌手
龚琳娜的母亲是衬衫厂职员，后来下岗。上幼儿园时，老师说她有音乐天赋，母亲四处借钱，凑了2000元，给她买了人生第一架钢琴，期望她在音乐上有所成就。那是1980年左右，中国人年均工资仅有762元。
龚琳娜的人生一直与母亲期望的轨迹一样。7岁，她考入贵阳市南明区少年宫“苗苗艺术团”，周末、假期到各乡镇、城市演出，也去过北京、广州、深圳，唱的是苗族、侗族、布依族以及家乡贵州流行的民歌。1988年，她第一次随团去法国演出，演唱的就是贵州民歌。
彼时，民歌未像现在一样被边缘化。1982年，《在希望的田野上》被广为传唱。那时被称之为“靡靡之音”、只能在“敌台”偷听的邓丽君的歌曲，也大多取材于民间小调，被称为以流行音乐形式出现的民歌。
有一天，龚琳娜在电视上见到日后成为女高音歌唱家的吴碧霞。那时，吴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她给吴碧霞写了一封信，从回信中得知招生的消息。起初，母亲不同意她去北京，一年2500元的学费太贵了。她对母亲哭泣、央求，表示会争取拿到优秀学生的免费名额。母亲同意了。
北京求学那会儿，龚琳娜有一股狠劲：每天5点起床练嗓。她的高音让邻居备受困扰，1995年，龚琳娜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毕业之后，她去了中央民族乐团，次年，她以一曲《斑竹泪》获得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专业组银奖。那年，该比赛通俗唱法组的银奖获得者叫周鹏，多年后，她成为知名流行歌手萨顶顶。
那时，选秀节目还未拉开帷幕，青歌赛俨然是造星工厂。龚琳娜的机会也纷至沓来。她的母亲很满意：一场演出能拿到几千元的收入，刚毕业，在团里就能独唱，还有艺术团歌队副队长、文化部青年委员的职务。
获奖之后，龚琳娜的母亲陪她住在北京。她负责唱歌，母亲负责照料起居。几年之后，她在北京买了一套三居室。
但龚琳娜对自己的前途越来越迷茫。一次在录音棚，她听到录音师调侃，“你们这些唱民歌的，都是一个筐子里出来的”。一到演出，龚琳娜的危机感更重了：“觉得自己没有特色，随时都会被替换。当然，还有假唱。她参加的演出80%都是假唱。“我觉得不该骗人，但‘专业人士’告诉我，只有这样声音质量才完美、对得起观众”。多年之后，龚琳娜在自传中写道。
龚琳娜无法被体制同化的那一面，渐渐显露。临界点是2002年江苏连云港的一场晚会。她站在台上，穿雪青色长裙，鞋跟12厘米的高跟鞋。她没记歌词，音乐响起，索性嘴里唱着“一二三四”。底下的听众，对她的假唱浑然不知。她看着台下观众的眼睛，一瞬间，她只想逃走。
回到酒店，收到厚厚一叠演出费，她趴在床上大哭，“我把假的唱成真的”。
遇到老锣
一场场无聊的晚会演出之外，龚琳娜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她与乐团演奏古筝的常静，业余组成了“知音琴歌”，合作一些喜欢的歌曲。
龚琳娜是在《北京谈话》音乐会上遇到老锣的。老锣是一位德国人，原名罗伯特·佐里奇，毕业于德国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1993年，他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拜古琴大师龚一为师。
几天之后，北京百万庄附近的一个录音棚，老锣和龚琳娜一起即兴唱歌，唱了三个小时。唱毕，龚琳娜全身舒畅。“我太压抑了，青歌赛以来，我一直在那个环境里，要听话，要做乖乖女。”她回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