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23日至25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出席论坛的3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经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和建议。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供图
中国可用更多税收政策调节社会公平
在谈到应对社会不平等问题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可以用更多税收政策调整社会公平问题。比如环境税、土地税、资本获得税等。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不平等是有多个层面和维度的，经济学上有很多针对性的工具，中国应该有更加宏观的视角解决不平等的收入差距。
他认为，目前全球需要面对两个问题：气候变化、不平等的扩大。对中国而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怎么能够保持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同时又能够应对越来越大收入差距的问题。
过去40年，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进入了第二阶段，就是高质量增长的阶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这个阶段，GDP增长不一定带来多数公民收入的增长。GDP并不是衡量经济和社会状态最好的指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强调监管的重要性。创造财富的同时，政府要发挥作用，提高中收入群体的收入。
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它涉及到国民的能力和素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很多人都是通过剥削他人和寻租的方式致富，但是这不能作为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基础。
中国应尽量减少房地产投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建议，中国应该尽量减少在房地产业的投资。“虽说房地产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但是它带来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而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还要考虑增加研究、教育、医疗以及学前教育和农村的投入，也要为妇女和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劳动力市场也是很重要的供给侧改革。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好地利用劳动力市场，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和老年人有机会继续工作。
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加税
目前全球都在进行减税运动。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加税。因为合适的税收结构，包括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这些比较好的税种可以很好的帮助经济结构改革，去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需要设计增加良好的税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
中国需要的不仅是GDP，而是高质量的增长，这需要从供给的两侧入手，实现供需平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全球现在处于非常特殊时期，总需求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因此在考虑供给侧改革时，需要选择正确的供给侧措施。
何为正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正确的供给侧改革可以提振需求、平衡眼下和未来并实现其他目标。错误的供给侧改革会削弱需求并阻碍增长，也可能会增加不平等和其他问题。
财政政策不能太宽松
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 斯宾塞表示，他不希望财政政策太宽松，目前各国政府要重视债务和投资不足的问题。但他认为，中国经济还是相当平衡的，私营部门的投资不足和流动性紧缺，需要政府的投资补上，这一点是其他国家做不到。
迈克尔 斯宾塞认为，财政政策的目的，是提供就业和公共服务，还有财富的再分配。比如出现巨灾、失业等，需要实施再培训、再就业政策，这是社会保障机制。为了可持续增长，财政政策不能有太宽松的措施。 迈克尔 斯宾塞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审慎的财政政策要取得平衡，要决定到底财政政策有多积极、多主动，要考虑到对增长的影响。政府的公共投资是有道理的，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还取决于增长策略是否正确。
政策如何实现收入再分配目标
此次论坛，税收政策被多次提及。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对企业而言，税改确实带来了实惠，有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企业乐见其成。但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评判，可以更进一步把税改制度用好，但时机不对。以美国为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有比较低的失业率，缓慢的经济复苏，所以税改可能不是合适的时点。可以看到刺激政策的效果减弱了，但可预见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增长的放缓是各种不同来源的不确定性累积的结果。迈克尔·斯宾塞表示，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以及全球经济情况，政府政策可能会有较大变化，包括税收、健康、卫生政策会有一些调整。因此，税收政策的改变是没办法起到直接效果的。整个美国社会还是没办法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受益于税改这一政策，因为不平衡。当然，已把收入再分配目标的政策雪球滚起来了，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
谈及“中国梦和美国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表示，“美国梦”在19世纪到20世纪激励了很多美国人，成为美国人共享的价值观。
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中国梦意味着国家复兴。世界看到了中国在反腐、解决老龄人口、降低债务水平问题上的努力。需要一个更加文明的中国，有更高的文化基调，有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拥有清洁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最终让中国在政治、军事、科学、经济方面获得繁荣发展。中国梦是一种集体性的努力。
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中国梦应该被赋予更多地内涵和外延，需要更加敢于创造，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而实现文明中国。
他认为，美国梦并没有像中国梦这样明确地解读和内涵，尽管美国梦已经有长达百年的历史。对一些学者来说，美国梦其实更多地是关于流动性。包括中产阶级、贫困人口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突破阶层的限制，到达更高一层。
总体看，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最大的不同很可能是美国梦有更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而中国梦有比较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