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人，1905年3月23日生。他家庭贫穷，世代务农。6岁时，曾得舅舅接济，读过一年私塾。以后，即在家种田和为地主做应工(随叫随到)。
1920年，坊楼在外地读书的青年学生陈竞进、谢运鹏等陆续返乡，创办了新城小学，并与朱绳武等成立了莲花县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他们发现甘祖昌忠实可靠，便吸收他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
1927年7月，省农民协会负责人方志敏来到莲花，在坊楼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会后，甘祖昌主动找到方志敏，请教问题。方志敏向他进一步阐明了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认识。
1927年8月24日，经谢运鹏、苏国珍介绍，甘祖昌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经萍乡芦溪来到莲花县境。部队在距甘祖昌家一公里路远的甘家村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即直扑莲花县城。开始，甘祖昌不知来了什么部队，便和群众一起躲进山里。部队走后，一个儿童在地上捡到一块“工农革命军”的臂章，甘祖昌这才知道是自己的部队。他立即赶赴县城，但部队已远去了。
甘祖昌入党以后，担任交通员。1925年春，他担任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8月，调任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处长，后来又被派往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学习。毛泽东在八角楼接见了他，亲切地询问了莲花县武装斗争的情况，最后说：“我们的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回去告诉县委，要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你们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力!”这番话，使甘祖昌终生难忘。
1930年12月，甘祖昌奉调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任副科长，负责制订生产计划、采购原料，还兼任会计、出纳，管理百余职工的伙食。由于他经营有方，工人每月能领到三四元钱的工资，干部能分到一点伙食尾子。
1934年8月，为策应中央主力红军，湘赣红军突围西征。湘赣军区兵工厂被编为红六军团工人连，甘祖昌任连司务长。行军时，甘祖昌总是打前站，为部队准备粮草，安排食宿，即使在每人每天只分到8粒蚕豆的最艰难的情况下，工人连也没有饿死一个人。11月，甘祖昌随主力红军长征。爬雪山时，他支持不住了，瘫倒在雪山顶上。幸好当时任弼时牵了一匹马走过来，让他紧紧抓住马尾巴才下了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断绝八路军军饷和军需供应，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共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这几个厂除修械所外，都是白手起家。在筹办大光纺织厂时，既无原料，又无厂房，既无织布机，又无熟练的纺织工人，真是困难重重。甘祖昌找到一个曾学过织布的红军战士崔米兰做师傅，办了一个织布训练班。他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试织成窄面白布，成本比市场上便宜三分之一。他向旅长王震汇报后，王震立即从警备团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做技术骨干，再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并仿造了8架织布机，派人到山西购了一批原料，办起了纺织厂。不久，纺织厂又开了8眼窑做机房，新招了100多名工人，自制了10架织布机，改进了操作技术，从而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4年，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南下至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师。部队要经过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日军占领区，任务十分艰巨。此时，甘祖昌身体不好，经常咳血，但他坚持申请参加南下。南下北返途中，在广东八面山百熊镇，部队被日军重重包围，鏖战三昼夜，难以突围，甘祖昌旧病复发，高烧吐血，病情严重，王震动员他化装留下来看病，病好后归队，他坚决不肯，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大伙儿一起战斗。”最后终于胜利突围回到延安。
全国内战爆发后，甘祖昌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新疆和平解放时，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对王震说：“我们这里国民党票子很多，可惜是一堆废纸，就是粮食不多，吃饭是个大问题。”10万大军的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进口，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他带一个组一行8人，包括5个少数民族翻译，骑着马向白雪覆盖的北疆进发，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指战员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新疆政治情况复杂，一批国民党特务潜伏下来，囤积布匹等日用品，妄图哄抬物价，搞垮人民政权。甘祖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号召全军指战员增产节约，把每月津贴费抽出来办军人合作社。合作社的布匹和日用品价格比私商低得多，这样就迫使对方大幅度降价。他又准备从上海调进10万匹棉布，追使私商们卖掉囤积的布匹，从而把物价稳定了下来。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鲜血直流。兵团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给他做了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