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我回到故乡于庄——一个山东鲁中地区的小村，这里以“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著称，相传是坐怀不乱的和圣柳下惠故里，这里春节还流行着磕头跪拜大礼，这里吃饭讲究座次分明、尊卑有序——自然，这里的女人吃饭不上桌。
女人吃饭不上桌，倒不是平常吃饭女人不允许上桌，而是家里来客人时，男人在堂屋陪客人吃饭喝酒，女人忙活张罗饭菜，只能在偏房小桌吃饭，或等客人散席后吃剩菜，不上正桌一起吃饭，妥帖的说法应该是，“女人吃饭不上席”。
“宴席上，我奶奶、我娘和婶子要是上桌了呢？”
“她们保险（肯定）不敢，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信你问她们。”老爷说。
▲2月1日，大奶奶（居中蓝衣右侧老妪）85岁生日，因为客人不多，男女宾客凑了一桌，五次三番礼让之后，按长幼亲疏依次就座。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在于庄，生活压缩成一本薄薄的日历簿，婚丧嫁娶，生辰满月，上梁乔迁，构筑着农人间的往来人情，也标注着男女老幼分明的次序。
2019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适逢大奶奶（乡音，这里指爷爷的嫂子）85岁生日，生日宴席摆在大奶奶的儿子家，即由我的叔叔和婶子张罗。
以往，起码15年前，红白之事，乃是农人们举全村之力才能完成的大事。东家借条凳，西家借碗筷，事主家提前两天赶集备菜，夏天，为防腐烂，备好的肉菜放在水桶里，水桶系在井口保鲜，全村各户也乐意贡献出水井，万一肉腐败变质，当然舍不得扔，非得用辣椒和咸盐才能遮味。
每逢公事，家族长者接管了一切，我家自是老爷（乡音，即爷爷）主持。我的老爷今年80岁，是于庄红白理事会会长，掌管着全庄的婚丧大仪。他曾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干部，大背头，中山装，赵本山样式的帽子常年扣在头上，讲话时要把中山装披在肩上，一只手插腰，一只手在空中比画，十分威严。
一堂顺理成章的宴席是关乎家族颜面的大事，菜肴的丰盛、座次的礼数、劝酒的热情，尽显男人们的待客之道。在后厨忙活的女眷们，烧火洗碗刷碟包水饺，哪怕无事也要专门候着。小孩子当然是更不能上桌的，大人给抓一把花生米，一张煎饼卷大肉，平时难得，十分解馋。
“大娘，婶子，别忙活了，一起吃吧”——尽管客人有礼让女眷的习俗和环节，女眷们都以忙为由婉拒，以示贤惠。
老爷告诉我，只有结婚和大家族办寿宴，来了女客，才有专门的女席，家族女眷依照辈分上席陪客，这才有机会上桌吃饭，刚过门的媳妇辈分最低，数年间上不了桌。相较于男人们坐条凳和大八仙桌，女席则是矮凳和小八仙桌，不过只要上席，女人饮酒也是无妨的。
其他时令待客，新女婿认门，新媳妇生孩子，喝上梁酒，或者麦收之后农闲时的来客，女人和孩子几乎没有上正桌吃饭的机会。
大奶奶的寿宴在正午12点开席，因为客人不多，男女宾客凑成一桌，五次三番礼让之后，按长幼亲疏依次就座。
以往，作为家里的男劳力，叔叔待客，陪酒，婶子炒菜，下水饺，伺候客人，这些操持已经给了她充足的理由，不上桌吃饭。
如今，日子好过了，宴席少有人自家炒菜。只提前一天打个电话，饭店就准时把饭菜送上门。一桌客人，叔叔定了十二个菜，280元，丸子肘子，双鸡双鱼，是一桌体面的菜肴。
即便是订菜上门，后厨没有可忙的，婶子仍然不上桌吃饭，推辞的理由是，“豆腐坊要磨豆子，忙。”
磨豆子并不急于连一顿饭的工夫都没有，私下里，我问婶子，怎么不上桌吃饭，“都是客人，我坐下不好看。”她说。
▲订菜上门，后厨没有可忙的，大奶奶的儿媳、我的婶子以“豆腐坊磨豆子”为由不上桌吃饭。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女随母规，婶子已经出嫁的亲生女儿，虽然是来给奶奶祝寿，也没有上桌吃饭。
于庄的宴席往往在中午12点开始，两三点结束。没吃饭的女眷们不能当着客人面吃饭，待客人离去，女眷收拾狼藉杯盘，女人和孩子才开始吃客人剩下的残羹冷炙。尽管是客人的剩菜，哪怕如今看来，仍是比家常饭菜要可口的。
儿时，娘领着我忙活一场婚宴，吃客人的剩菜时，一盆鸡肉仅剩几块，眼疾手快又嘴馋的堂弟，夹一块鸡肉，啃一口吐上唾沫，再夹一块，啃一口吐上唾沫，这样的伎俩夹走了所有的鸡肉，当时挨一顿揍，至今仍为笑谈，亦可见物质拮据时的笑中带泪。
大概也正因如此，在勉强填饱肚皮的年代，老爷说，讲究的客人不会把盘子吃干净，多少留一点儿，而在有些地方，还流传着客人“吃鱼不翻身”的习俗，留下另一半鱼，给吃剩菜的女人和孩子。
这日下午三点多，大奶奶寿宴上的客人离席散去，婶子和女儿这才收拾残局，用烧煤取暖的火炉热一下剩菜吃饭。不巧炉子无人照看，灭了，屋里的气温零下1摄氏度，半年多没见的娘俩，一起吃了一顿剩的冷菜。
现在，我成了家族唯一念书走出去的男丁，可以随男劳力上席，陪酒，不用跟女眷一起吃剩菜，终于有底气跟老爷谈论女人不上桌的陈规旧俗。
“为什么女的不能上桌？”我问老爷。
“因为过去不宽裕，好东西得紧着客人。”老爷说。
“有没有觉得男女不平等？”
“自古以来就这样。”
“宴席上，我奶奶、我娘和婶子要是上桌了呢？”
“她们保险（肯定）不敢，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信你问她们。”他说。
▲女随母规，婶子不上桌，女儿也来到豆腐坊喂自己三岁多的孩子。不过婶子希望，等孙女长大后，“她想上桌吃饭就上桌，不想上桌就不上桌，不吃剩菜剩饭”。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摄
可能，只有一个例外。
作为耕读走出去的男丁，老爷希望我能讨一个工业户口（城市）的媳妇。
“如果城里的媳妇要上桌呢？”我问。
“给她单独开一席。”老爷爽快地说。
这里的民间文化认为，有阶层地位的女人，是被视为无性别的，或者是可以跟男人平起平坐的。
或许，传宗接代和墨守成规之间，这个老农民需要一个妥协。
大约19年前，我的爷（乡音，即爸爸）觉得我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未雨绸缪给我盖婚房。喝上梁酒的那一天，爷让我一起跪拜姜子牙之类的神仙，祈求上梁大吉，娘照例在厨房忙活，给盖房的男劳力们张罗一桌好菜。
其时我才是一个初中生，不过历经思想洗礼，我学着课本里那些英雄人物，勇敢地站在神仙牌位前，大声斥责磕头拜神是封建礼教。
作为一个晚辈，在于庄，这称得上是大逆不道。我爷颜面尽失，他甚至气得从房顶上跳下来，用拳脚平息了少年的忤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