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在国外建立的早期组织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聂荣臻、刘伯坚等一大批杰出领袖人才，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这个组织就是中共旅欧早期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它从1920年开始酝酿，到1926年基本结束。
在这6年中，有一位叫做熊锐的梅州人脱颖而出。他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建者之一，也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名代表中唯一的广东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黎显衡这样评价熊锐，“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党初期的优秀共产主义战士，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了很大贡献。”
赴法留学
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对于熊锐人物记载的开头这样写道：1894年生，原名新寿，又名维新，号君锐，城南白土乡（今梅江区三角镇新塘尾村）人。
小时候，熊锐就表现出聪颖谦虚，读书勤奋，求知欲很强。学校老师对他称赞有加，尤其是爱生如子的古直先生对他更是悉心栽培，谆谆教诲。《中共党史人物传》中这样记载熊锐读书的勤奋：“课余时间攻读古文、经史，对于不懂的问题，决不马虎放过，或查词典或向古直等前辈请教，学识日渐广博。”中学毕业后，熊锐在桂里小学任过教，与杨雪如等组织读书会；到汕头《大风日报》任编辑，并为《真言日报》撰写进步文章。“他以学到的理论来观察时局，撰写文章，抨击时弊，其文章或褒或贬，都是言之有据，以理服人。”
1920年5月，熊锐和赵世炎等130人，乘上海杨树浦的“高尔提来”号轮船启程赴法，开启了“旅欧”历程。他先后在巴黎大学、弗来堡大学就读，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革命道路。在柏林，他常于周末晚上到张申府家里，与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讨论国内外形势和研究群众工作。在当时，中国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已达到1200多人，能找到正常工作的只有400余人。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就以“国库奇绌”的借口，拒绝对中国的勤工俭学生资助，并令驻法公使馆将在法国的无工无学的学生，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也先后发出两次通告，拒绝给留法学生发放生活维持费。
社会现实的不平，促使一批留学的青年们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梦中醒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像烈火一样在广大勤工俭学生当中燃烧起来。赵世炎、周恩来等为了更好地带领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开展革命活动，决定组织统一的共产主义者团体，经过讨论决定，他们决定推选周恩来为旅德代表，前往巴黎开会。
1922年6月间，旅德代表周恩来，旅法代表赵世炎、李富春，旅比代表聂荣臻、刘伯坚，以及脱离了无政府主义团体、转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陈延年等20多人，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国内团中央批准、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而这次会议之后，熊锐、廖焕星等人也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不久，熊锐又参加了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张伯简等人建立的中共旅欧党组织，积极发展旅欧党团组织。
熊锐积极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活动，为其机关刊物《少年》杂志撰写过《过去一年之德意志》《新苏俄联邦与帝国主义》等文章。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后，为了加强与群众联系，熊锐常到康法街的中国留法同学会活动和阅报，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动员他们参加青年团。施益生回忆当年的情况时指出，熊锐“很耐心地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介绍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活动情况”。还介绍他与周恩来认识，“三人促膝谈心，真似亲兄弟一样，他俩继续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在欧洲的周恩来、熊锐等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和翌年1月，中国国民党旅欧执行部及巴黎通讯处相继成立，熊锐任政治委员。之后，熊锐又与朱德等组织国民党驻德支部，在1925年1月召开的常年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
回国报效
奋斗革命宣传第一线
1925年春，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迫辞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职务，前往欧洲游历，在德国研究政治经济问题时，与熊锐结识。邓演达发现，熊锐是有才学、有抱负的青年，便极力请他回广东工作。就在那一年，熊锐和他的德籍夫人海薇带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他翻译的《唯物史观》《人类进化史》的手稿回到了广州，还参加了广州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11月7日在文明路广东大学操场举行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周年纪念活动。
因为学识渊博，熊锐博得了广州有关各方的尊敬，许多学校和团体，都请他演讲或作兼职教授。1925年底，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富春等，联合国民党开明人士谭延闿，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开办政治讲习班，以安排湘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后的编余人员学习，为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培养干部。政治讲习班于次年初在广州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办后，熊锐与毛泽东、张太雷、肖楚女、恽代英等兼任教授。据记载，由于熊锐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留学，熟悉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又在柏林的华工、勤工俭学生中做过许多宣传工作，有实践经验，因此讲课时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员欢迎。政治讲习班有学员400余人，结业后到湖南、广东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和参加北伐战争。熊锐为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了一定贡献。期间，熊锐还兼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第3军政治教官和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委员，以及国立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教授，继而担任广东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兼教授。
1926年7月，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戴季陶接任校长后，将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划出来，单独成立中山中学。戴季陶接受何香凝的建议，聘请熊锐任中山中学校长。熊锐遂辞去广东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职务，执掌中山中学。他锐意革新，任人唯贤，聘请了郑伯奇、穆木天、刘侃等著名学者，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授。“熊锐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既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宣传马克思主义，正确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学生思想受到很大启发。”
英勇就义
为首位牺牲的梅州籍中共党员
因为身兼数职，熊锐每日从晨至暮，工作非常忙碌，因而积劳成疾，患了猩红热病，日夜咳嗽，难于安寝，身体日益消瘦。当时，张太雷、肖楚女、熊雄都去看望他，劝他到鼎湖山、罗浮山、西樵山等地休养。熊锐以斗争十分尖锐，革命工作繁忙，婉言谢绝了出游的建议，仍扶病在家工作，争分夺秒地翻译德文版《唯物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