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七月派诗人牛汉新出了本《我仍在苦苦跋涉》，讲述了他坎坷丰富的一生。牛汉一生对诗歌痴情不改，文中涉及不少感念的师友：胡风、冯雪峰、路翎、萧军、沈从文、艾青、孙犁等。行文兼有历史的广度和心灵的深度，文字饱含着对现实的体验和对生命的体悟。本文即摘编自该书，讲述路翎在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的故事。
一
路翎，原籍苏州，出生在南京。原名徐嗣兴，2岁时生父就病故了。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从舅姓。路翎的外公家是苏州巨富，童年路翎经常在外公家生活。耳闻目睹舅妗一辈争夺家产，为他日后创作著名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留下了痛切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后来，他向胡风倾诉：“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绰号叫拖油瓶，我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路翎的作品在上世纪4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世纪初，《亚洲周刊》在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财主的儿女们》名列第14位。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路翎出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1949年5月，他送给新中国一个见面礼：剧本《人民万岁》。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看了剧本，决定首演，并调路翎去剧院当创作组长。1952年12月，路翎主动要求赴朝鲜前线。1953年7月回国。后来写了反映志愿军生活的短篇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但是，《洼地上的“战役”》遭到了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批判的理由来自志愿军战士不准和朝鲜姑娘谈恋爱的军纪，认为路翎不应该违反军纪写这样一个故事，“歪曲了士兵们求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路翎读到这些批评文章非常生气，写了反批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当时作家“挨棍子”的比比皆是，但敢于同那些棍子正面相抗，著文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却只有路翎一人。
1955年6月，路翎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受到抄家和逮捕。
路翎素来刚烈，性格刚硬，对强加于身的罪名无法接受。他曾拍着桌子怒斥审讯他的人是特务、混蛋。直至吵闹冲突，被捆绑关入黑屋子里。路翎先被关了10年，1965年保释出狱。但在保释的一年内路翎写了三十余封上诉信，结果被以书写反动信件的罪名再抓起来。1975年路翎出狱，参加劳改，发配到街道扫马路。路翎把自己很少的钱都拿来买酒喝。什么菜也不要，拿起酒瓶就喝。妻子让他上街买酱油，他买回来的还是酒。
1980年11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路翎无罪。街道干部通知他平反的消息时，他正在低头扫大街。他并没有狂喜或痛苦，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扫大街。第二天一大早，他仍旧挟着扫帚出外扫地。街道干部把他拖回来，说：“你的处分已经撤消了，不要再扫街了。”路翎说：“还没有人接替我的工作呀，街道这么脏，不能不扫干净的。”
二
1950年下半年第一次见到路翎。他住在东单附近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跟我住的地方较近，我去看他。他的老婆是做电台技术工作的，也在家。后来，我们常见面了。1955年后，两家的命运都多灾多难，我们难以见面了。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碰到过一次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我在他家门口站了一会儿，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
我断定这多半就是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洞洞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影影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的真身，不是梦。
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眼睛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开手臂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而清醒地对我说：“你不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
回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
三
生怕他又梦一般消失了，我一直紧握他的手。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问他：“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枯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一个“大炮”，默默地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太清楚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路翎对我说，他去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儿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没有包装的北京人叫粽子糖的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心思吃糖。
沉默一会儿之后，我问他们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儿。”余明英与我谈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面孔毫无表情。他一定好久好久没有吃糖了。连我都想象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苦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