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7日是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杨西光九十五周年诞辰。《光明日报》记者邓加荣撰写的 “杨西光在复旦校园里”一文，反映了杨西光在主持复旦工作期间一心为公、密切联系群众、知人善任、竭力保护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感人事迹。今本刊将该文缩编发表，以志纪念。
一
1954年9月,复旦大学来了一位新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校长是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都极高的老学者陈望道先生)。他一来到复旦，果然就为这古老的校园带来了一股清风，一股新鲜透明的空气，带来了一种知识分子类型的办校氛围。他与有些校长和党委书记不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更不是那种被人称之为“传达室”与“收发室”类型的人，而是一个走马星，不停地走动，走动在学园的各个角落。教研室、实验室、学生饭厅和宿舍，都是他的办公场所。他到来时，没有向群众宣布（除党委班子少数人知道），就先下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仔细地摸清复旦上上下下的情况。他不停地走进每个不同层次的人群之中，与他们交朋友，说知心话。
1952年高教部进行院系调整，江苏的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浙江的浙江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十三所大学中的基础理论学科，都并入至复旦大学这所上海唯一的综合性大学里来。这样，华东地区那些名牌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助教和成百上千的学生，便都提箱携箧地将自己的书籍、文具和教学仪器，都车装船运地搬运过来。
院系调整后许多知名教授来到复旦，如生物系的谈家桢，物理系的周同庆，化学系的吴征铠、吴浩青，数学系的苏步青、陈建功，历史系的蔡尚思，中文系的朱东润等等，都由四面八方汇聚到复旦来。一时间，人才济济，圣手如林，他们都是各学科、各门专业的领军人物。这样一来，就使复旦大大地增强了教学科研实力。
院系调整给复旦大学带来了良好机遇。正因为它当时有很开明得力的党委副书记王零和不久调来的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齐心协力将机遇抓住，充分地发挥和恰当地运用了这些人才，这才在教学与科研上得以硕果累累，使得复旦名声鹊起，地位猛升，形成了与北京大学，两峰并峙、双水分流地居于南北扛鼎之势和并列局面，许多人都竖起姆指说：“北有北大，南有复旦”。当日的数学系教授，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曾经感慨地说：“杨西光对复旦大学和复旦数学系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敢说，没有杨（西光）、王（零），就没有今天的复旦。”当年的化学系教员、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邓景发先生也曾触景生情地说：“复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杨（西光）、王（零）两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为复旦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而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在百年校庆时对这段历史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复旦骤然增加了许多知名的教授，学术力量大增。然而，获得这种好运道的大学并不只是复旦一家，有些学校好景不长，又渐渐消沉了；有些却抓住了这一机遇，向前迈进。复旦属于后者，杨、王两位抓住了机遇。”
这些老教授有这许多的感慨，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经过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有些老教授想靠近组织，但也还心存疑虑，顾虑多端，既担心跟不上形势，又担心得不到信任，怕在政治上、工作上被冷落和边缘化。而在现实中，又确实有些宁左勿右、犯有“左派幼稚病”的人，他们正是拿着这种眼光看人行事的。在这样的氛围里，你想，这些老专家学者的才能，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吗？即使有些要求思想进步的人，也担心自己政治上不成熟，担心历史出身复杂，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虽有积极要求，但也左顾右盼，唯恐不识深浅，弄巧成拙，反得其咎。国内著名化学家吴征铠就是一例，他在院系调整前在浙江大学刚刚被提升为该校的系主任，1952年接到调令来复旦时，就顾虑重重，不知这个新的教学环境会对自己怎样？为了摸清情况，他走在众人之前，早十多天就来到复旦。出他意料之外的是，一进校门，党委副书记王零就伸出热情的手，一把拉住他说：“你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们会按党员要求对待你的。我们对你也已有所了解，希望今后互相了解。”几句坦诚相见的话，使得他把一切疑虑尽都消除，满怀信心地走进复旦。杨西光来后，又发展他入了党，让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物理二系的党总支书记。由新入党的老教授担任党总支书记，这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而且，杨西光还依然让他肩挑着系主任的担子，并且让他在课堂内外、教研室内外、化验室内外，结合业务做学生与青年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如此一来，这位一身双肩挑的知名教授，怎不燃烧起满腔热情，放开手脚地托起知识闸门，不辞辛劳地教书育人，几十年来他为国家培养出无数的化学界领军人物，光是两院的院士就有五、六个，至于教授、研究员、学科带头人、化学界的尖端人才，更是数不胜数了。
杨西光对于专家教授，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充分信任的；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也是非常尊重的。他很注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向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真心实意地去接近他们，同他们谈心，交朋友，几年间发展了不少像吴征铠那样的老教授入了党，例如苏步青、谢希德等等。甚至，像陈望道那样身份、地位、有着那样特殊经历（他是我国第一个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曾参加过党的早期创建活动，后因种种原因，脱离了党的组织）的人，也发展入了党。当时为了工作需要，陈望道的入党消息没有公开，直到1986年才公开出来，为世人所知，这就像杨度的入党一样，是直到周恩来总理临终之前，才把这一事实告知世人。
他一到复旦大学里来就自发地认识到，只有紧紧地团结和依靠那些可以作为，而且也必定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才能把学校办好，才能够出成果，出人才，营造出“一种适合于从事教学、科研和人才成长的环境来。”这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肯于将几个理科系都并到复旦来，但对理工科所用的教学仪器，特别是化学系实验室所需用的器皿器械，却没有随着教师带过来。化学系是不能离开实验的，而杨西光又特别地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不能只是少数人做，多数人看，这就使得实验仪器一时间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当时，美国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家外汇也相当地短缺，在此特殊的困境下，杨西光不仅自己努力，而且动员学校有关力量，多方奔走，千方百计地为学校进口了一批化学实验仪器。从西方国家进不来，他就设法从苏联和东欧国家采购来一批光学仪器、真空管等实验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