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后，侯海洋突然想起了自己初到城关镇担任副书记时，对宋鸿礼总是打电话通知自己到他办公室去谈事还暗有微词，觉得宋鸿礼架子大。此时自己处于宋鸿礼的位置，不由自主采取了打电话叫人到自己办公室的做法，其实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觉得这是最快捷的方式。
晏琳接到电话后，拉开抽屉，拿出小镜子飞快地照了照，用手理了理头发，这才拿着笔记本就来到了侯海洋办公室。
侯海洋没有跟晏琳客气，更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开水器道：“要喝水自己倒啊，今天我要和你谈一谈工作。”
晏琳微微一笑，没有去倒水，等着侯海洋谈工作。
侯海洋没有立刻谈工作，而是先问起了生活，道：“房子安顿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让郭达和赵敏去办。郭达是办公室主任，你见过的，赵敏是财政所长，估计你还没有见过。”
晏琳道：“黎书记心很细，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比我自己考虑得还周到。”
侯海洋又道：“陈主席走了没有？如果没走，我请她吃顿饭。”
以前，侯海洋称呼陈明秀为陈阿姨。这一次与陈明秀见面，他一直在称呼其官职，这让晏琳很不开心，道：“我妈上午就走了。她是到茂东老厂区办事，顺便来看看我。”
侯海洋道：“我刚才和宋书记商量了，准备对城关镇班子分工进行微调，具体来说，你分管社会事务、残联、妇联、宣传、文化、体育、旅游、统战、宗教和侨务工作；具体分管社会事务办、妇联、文化体育中心；联系广播电视站。对这个分工，你有什么意见？”
他将自己写下的“晏琳副书记分工”纸条递了过去，又将以前的分工文件递到晏琳面前。
这时，财政所长赵敏在门头伸了个脑袋，见到晏琳坐在办公室，又将头缩了回去。侯海洋道：“赵所长，进来吧。”
赵敏手里拿了厚厚一叠表，招呼了晏琳一声，道：“侯镇，事情有点多哟，我等会过来。”
侯海洋交待道：“你在办公室等我，我要先和晏书记谈事情，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
侯海洋与赵敏谈事情之时，晏琳低头看那张手写的纸条，熟悉的字迹似乎就要从纸面上跃了出来，让她不由得想起了几年前的那道“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小纸条。她赶紧将旖旎的回忆抛在一边，迅速看了一遍分工情况，等到赵敏离开后，道：“我没有意见。”
侯海洋道：“这个分工就在班子会上过一下，再让郭达出文件。”
谈完这事，两人互相打量几眼，一时无语。
侯海洋打定主意趁着这个时机解决两人见面时的气氛，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年会让两人都很难受。他首先打破了略为尴尬的沉默，道：“没有想到会是你来城关镇挂职锻炼。到了城关镇，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和机关不一样？”
晏琳道：“其他都觉得正常。只是我觉得你不正常？”
侯海洋有点惊讶地道：“我为什么不正常？”
晏琳道：“今天专题研究，你讲得很好，很有水平。你毕业也没有几年，给我感觉就象是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老领导。”
侯海洋笑了起来，道：“你别夸我，夸我就会骄傲，骄傲就会膨胀，膨胀必然的结果是摔得痛。其实我们城关镇为创彩集团搞征地是很，很没有收益的事情。”他原本想说一句粗话“很蛋疼的事情”，面前坐着的是越来越内敛和越来越安静的晏琳，便将粗话收了回去。
晏琳有点奇怪地道：“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太明白。”
侯海洋就耐心解释道：“我也不刻意给你介绍城关镇的具体情况，数字在工作报告中有，想到哪里谈到哪里吧。”
晏琳嗯了一声，拿起笔，准备记录。
“不用记，我们就是闲聊。你下派挂职到了城关镇，我应该和你有一次正式的谈话。”侯海洋说到这里笑了笑，道：“用正式谈话是否有些别扭，还是想到哪里谈到哪里吧。”
“我们接刚才的话题。城关镇财政比一般乡镇要强得多，但是摊子大，开支更大，财政压力始终没有减轻，每次想到钱我这个当镇长的就觉得头大。原本指望着占地会增加点儿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出让金、协调费等，可是为了吸引企业到巴山，这些钱都被县里优惠掉了。城关镇为了征地拆迁费尽心力其实没什么收入，相反，为了完成县里的任务，人工、奖励等还要赔进去几十万。从理论上来说，企业落户投产以后有税收、能创造就业、增加消费，算起来地方收益很大。可是，作为一镇之长，我得考虑当前的日子怎么过。再说得直白些，等效益出来之时，我极有可能不会在这个岗位上了。”
晏琳放下笔，道：“在很多报道中，基层政府都是极欢迎征地拆迁的，似乎每一次征地拆迁都是基层政府的一次资本狂欢。现在听你这么一讲，我才明白省、市、县、镇确实各有各的难处，以前是假装知道，现在是真知道，因为这个困难是一位镇长亲口讲给我的听的。”
“这句话只是单独聊天时谈一谈，在公开场合我绝对不会说，在公开场合绝对会和县委县政府保持一致。”
侯海洋又道：“我个人认为要遏制资金饥渴症，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招商引资一是应该看本地情况，实事求是地招商，不能越过本地的实际情况，二是应该立足长远，引进一些投资强度大、技术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对地方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看好的项目；三是招商引资不应该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无原则的给与投资方优惠。真正想做事的企业最看重的是区位优势、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行政效率。至于优惠政策，反而是次要的。”
晏琳道：“你的观点很务实，也很有道理。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虽然只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可是接触到的资讯还是比较丰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省领导管的事情多，不可能全省都跑完，评估一个县发展得怎么样还得从各项指标中来。比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多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多，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工业总产值、规上工业增加值、这些指标是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参考的。吉书记、华县长脑子里肯定要盘算这些数据，数据不好，在省里没面子，直接影响仕途。”
侯海洋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过的，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对晏琳道：“省里这是让各县竞争，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政绩工程。但是对政绩工程也要一分为二，政绩工程带来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对地方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你刚才说的那些数据就如人体的血压、血糖等指标，反映着健康状况。可以这样说，数据排在后面的，绝对是发展水平最低的。只是这套体系并不能完全指导现实工作，有的地区偏僻，很难发展工业，数据必然难看，这些地区就应该赋予其另外的责任，比如环境责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