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首批授衔的共和国少将甘祖昌，1949年9月随王震大军和平解放新疆后，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财务部部长以及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虽然仅在新疆工作生活了7年，却为驻疆部队的后勤保障以及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逝世21年后的今天，其许多事迹依然被新疆各族军民广为传诵。
呕心沥血为养财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包括进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两军和由三区民族军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以及由驻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官兵总计达20多万。当时，为了不给经济落后、物价飞涨的新疆地方增加负担，在1950年上半年以前，甘祖昌总是乘坐飞机，每月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到北京往返一次，将中央支援新疆的银圆运回来，以保障部队的各项开支。每当他望着那一箱箱白花花从中央银库里紧缩而来的银圆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而要尽快摆脱这种吃"皇粮"的被动局面，除了积极响应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部署广大官兵挺进天山南北开荒种地以外，还应想方设法广辟财源。于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王震的精心筹备下，以新疆军区第一参谋长张希钦兼主任委员的军区直属部队供销合作总社（以下简称"军人合作社"）于1950年4月23日正式成立。
不久，足智多谋的王震又有了新的设想。有一天，他在同甘祖昌谈到如何养财聚财的问题时说："改变经费拮据的局面，只有把合作社办好。要办好合作社，只得集众力于一事。这就是靠大家省吃俭用，把节余下的钱存入合作社。一个人存一点，人多了，存的钱也就会积少成多。我们拿这些钱就可以买机器办工厂。到那时，建设新疆就有了经费。指战员也有了成家立业的基础。"
甘祖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王震那亲切而又睿智的谈话声依旧回荡在耳际，感到心胸敞亮。他情不自禁地捧起那本十分熟悉的财务账簿，凝视着那一串串密密麻麻的数字想到，目前在合作社的股金中，公股高达90%，个人股很少，如果发动全体指战员积极参股，就会产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效应。主意已定，于是他便将财政科长王化明等找来，欣喜地对他们说："部队要普遍成立军人合作社的报告已经批准，这可是‘未战养其财，战将养其力’的大事。我们办合作社的方针是生产为主，供销为辅。目的在于节约储蓄，积累资金，为指战员服务，为新疆经济建设服务。你们赶快把王司令员批准动用原来一兵团的家底——黄金 11000两，按部队后勤供应实力分配下去，与此同时，将一部分供给经费通过军人合作社积累起来。1950年全疆部队人均按50元（第二套人民币）投入合作社，总计1000万元。这些就是我们开创军人合作社事业的基金。"
迪化、伊犁、塔城、奇台、吐鲁番和焉耆很快就建立起6个分社，各部队所属团以上单位也相继成立了军人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其网络几乎遍及全疆。与此同时，甘祖昌还组织制订了合作社管理办法，下发到团以上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使这项工作更趋制度化、规范化。
由于军人合作社实行公私兼顾的原则，故而在生产红利的分配中能够切实做到公平合理，其中40%为生产者（社员）所有，其余为部队所有，既使部队自给，又让个人得利，可谓一举两得。其个人所得，或自己留用、邮寄回家，或存储合作社，可自行决定。从而使分散的个体经济，逐步向集体经济转变，其生产规模和经济效益蒸蒸日上。至1951年底，各级合作社总数达121个，社员达143714人。下属经济实体单位593个，职工达5060人（内含干部2086人，战士2479人），其中门市部12个，运输单位2个，医药经营2个，货栈1个，手工作坊工厂459个。各级合作社的经济实体包括手工业作坊、煤矿、盐场和牧场等，直接生产并销售、供应产品。次年，根据中央《关于整顿新疆财经工作的指示》，在新疆军区移交新疆省的折价总值26254万元人民币的工农牧等各项事业的固定资产中，军人合作社的资产折价即占130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新疆八一钢铁厂、新疆七一棉纺厂和苇梁湖电厂等在内的一大批固定资产，构成新疆现代化工业的雏形和基础。
为了合作社事业的发展壮大，甘祖昌整日东奔西走，早出晚归，以致警卫员、司机老是在背地里嘀咕："甘部长啥时候才能歇一会？总是没夜没日地忙。财聚够了，这台车也报销啦！"
"张英明政委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我哪能让他一个人操劳？不这样，合作社哪有东西卖？没有了商品，哪来的钱！"对于手下人的"意见"，偶有所闻时，甘祖昌就笑眯眯地这样解释。
1951年1月30日，正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隆冬季节。这天深夜，当甘祖昌冒着纷飞的大雪，乘坐吉普车到军区一个合作社检查落实完工作返回迪化时，由于敌特事先将归途必经的一座桥破坏了，其痕迹为大雪所掩盖，故而导致吉普车翻下河沟，甘祖昌的上腭骨和嘴唇被撞裂，头部受重伤，鲜血洇红了一大片白雪。
在医院里昏迷了一天一夜的甘祖昌，一经抢救苏醒后，就伸出手去抓床边的电话——他想挂"军区后勤部"，但却发不出声。特护护士情急之下一把抢过电话："甘部长，您是重伤，千万动弹不得，刚有一点转机，怎么能这样活动呢？"
不久，甘祖昌的病房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8个月后，他头部的外伤虽然痊愈，但因战争年代他的脑部曾两次受到枪伤，这次又被震伤，故而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弄得他常常头痛头昏，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以致不得不一次次地被送进医院。军区考虑到他的健康，便强行安排他去内地疗养。在内地，每当他看到热火朝天、蓬勃发展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就总是难抑激情："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多么需要共产党员啊！我怎么能静静地休养呢？"为此他一再急切地要求恢复工作，军区不批，他就直接找老首长面谈。王震建议他到农场去种点果树，干点轻微的活儿，以利于身体康复。
甘祖昌恳切地说："在新疆部队农场劳动是好，就是在农场工作的人，都是过去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们会对我照顾太多，结果什么劳动都搞不了。还是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好。"此后，他在1955年至1957年间，三次向军区党委申请要求解甲归田，返回故乡江西莲花务农，最终于1957年7月得到批准。
钱粮大战巧运筹
新疆的农业生产力本来就很低下，加之投机商们乘机囤积粮食，大发横财，致使和平解放之初，新疆地方的粮食供求矛盾更加突出。尽管新疆军区后勤部多方没法，甚至从外省购进，但驻疆部队仍一度面临着断粮的威胁。与此同时，迪化居民也陷入同样的困境，当时地方粮库（店）的储量，仅够供应3天。迪化以少数民族市民居多，其社会稳定是一个事关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大问题。为此甘祖昌经请示王震同意后，将市民不习惯食用的高粱面全部按市场销售价收购，然后分拨给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军区直属部队食用，同时将已供应部队的仅有的面粉，全部收回上交迪化粮食部门，向市民销售，由此缓解了市民供应的燃眉之急，赢得了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