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盒比韩高1万 进口抗癌药为何那么贵这让穷人怎么活
可见，在世界各国出售的瑞士诺华格列卫中，中国的售价最高，每盒比韩国高出1万多元。一粒格列卫和一粒阿司匹林相比，是阿司匹林价格的1600倍。另一种治疗肺癌的特效药易瑞沙，售价也有类似情况。80岁以上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或者肺癌转移的病人，都有可能服用易瑞沙。但吃药之前，先要做一个基因测试，看看患者的基因是否适合，大约有51.4%的亚裔晚期肺腺癌患者能服易瑞沙。这样，它就能为他们带来新的生命曙光。在治疗一月后，大多数患者的肿瘤会变小，小部分患者在治疗后四个月后病情也可以缓解。易瑞沙帮助他们的中位生存期从原来的一年左右，一下提高到两年半至三年。易瑞沙的生产技术、工艺和销售都被英国拜耳公司所垄断。
易瑞沙在各国的售价也各不相同。英国生产的易瑞沙16500元人民币一盒，美国销售价格是3000人民币一盒，而印度版的易瑞沙只有200元人民币一盒。有的肺癌病人说，这简直是烧钞票来买寿命。这话可一点不假。格列卫、易瑞沙的售价为何那么高？瑞士和英国制药公司的老板回答说，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这是专利。啥叫专利？就是发明和生产格列卫的科研机构和公司付出的本钱，要通过销售收回成本。我你要吃我的药，你就要出大价钱来买。外国公司老板又说，一款抗癌药，临床实验费用达十几亿美元，格列卫、易瑞沙是属于专利产品，在专利到期之前，其药品的价格是处于垄断地位的。诺华制药公司、英国拜耳公司和各国的经销商们在癌症患者面前，体现了一种“共济会的团结”。
根据各国的不同的市场需求，共同分割高额的利润，制订了不同的销售价格。其实，格列卫和易瑞沙的研发成本，并没有他们所说的10亿美元那么高昂。据悉，药物的真正研发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开始，诺华制药公司对格列卫并没有显示出巨大的热情，直到格列卫的发明者Druke博士做了一期临床试验，反应率为100%。诺华公司才亢奋起来，他们发现了一棵摇钱树。而Druke博士本人，并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好处。看来，药物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相反，是由它们在治疗疾病中的价值决定的，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来决定的。你求之不得，我就是这个价钱，买不买，听便。
诺华公司和英国拜耳公司发现了这两种药可以赚大钱，以高于价值的许多倍的价格出售药品，因此大发其财。实际上，格列卫、易瑞沙问世多年以来，其研发成本已数十倍地收回了，制药公司已赚得满盆满钵。尽管韩国的格列卫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但韩国市民团体依然不断呼吁诺华公司下调药价：“格列卫价格被认定为高于正常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健康保险的裁定，所以必须下调。”但是，高额利润这只老虎放出笼子之后，是很难把它收回去的。制药公司不是人道主义机构，不是慈善机关，唯利是图是其本性。在专利到期和仿制品出来之前，要想请这些外国药商大发慈悲，似不大可能。
马克思认为，需求决定市场价格。他指出：“说到供给和需求，那末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者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种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半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他还指出：“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格’时，供求在每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须互相一致，以便商品在两个场合都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手。”马克思似乎洞察了今天诺华公司和英国拜耳公司的情况，在自然价格四字上打上了引号。抗癌药目前是需求大于供给。近十几年来，白血病和肺癌在各国的发病率不断提升，中国也是如此。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发肺癌病例高达60万，相当于几乎平均每分钟就有1人被诊断为肺癌。现在，肺癌已成为中国第一癌症死因。这样一来，对易瑞沙的需求量激增，许多病人卖掉了房子来卖药。这对英国拜尔公司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中国肺癌患者的市场需求是无比广阔的，西方的制药公司于是奇货可居，垄断价格，居高不下，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事。那么，格列卫和易瑞沙的超额利润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又告诉我们：“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除了出来：某些生产部门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需求增加，供不应求，造成价格虚高；
但是，价格虚高，许多肺癌患者吃不起易瑞沙，只好等待死神的到来。而只要公司“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结果就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那么，为什么同样一种药品，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这典型地说明：这些进口药的销售价格的弹性空间很大，“虚伪的兄弟”们之间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的余地。除上述专利的因素外，各国的售价不一，格列卫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比中国便宜接近一半，说明还有种种非专利因素在内。据猜测，中间一定有“第三者”插手。病人的求生欲望与求治要求，使癌症病人成为某些人手里的一块“唐僧肉”。关税、中间商，还有医院和医生，都乘机向病人咬一口。比如，中国进口药品都有一个进口关税，关税一般为5-8个百分点，药品销售如果进入医院，还要加上15个百分点。
医院靠卖药赚钱，两者相加，占了定价的四分之一以上。大家都来咬一口，使痛苦不堪的癌症患者雪上加霜。在英、日等国，药品卖得虽贵，但他们有政府出钱补贴，私人保险、政府救助、老百姓医保……在多重分担之后，最后才是民众自掏部分。现在我国凸显的问题是：救命“贵药”大多沦为自费药范畴，只能百姓自掏腰包。因此，在药品的国际垄断价格没有打破前，我们能不能想点办法，出台相关的政策，如大幅度降低关税、大幅度降低经销商和医院的盈利，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或者允许这些药的费用纳入医保，让更多的癌症患者能吃得起这些药，延长和挽救他们的生命。——好在，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的新政，已经开始实施了。
我们还要看到，专利到期是药企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典型案例是世界最畅销药物立普妥。它在美国专利权到期之后，廉价的代替品随处可见。数据显示，一般一个药物的专利保护期结束，该药为公司带来的销售收入将暴跌至20%以下。因此，在专利权到期之前，我们要设法打破国际的垄断，赶紧把国产抗癌药研发出来，疗效可靠，价格亲民。据悉，格列卫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日期为1993年4月2日，中国的法律规定专利期20年期满。
这意味着，国内的仿制药企在2013年4月1日过后，就可以合法生产格列卫了。有消息说，治疗肺癌的抗癌药，我国贝达药业的凯美纳现已投入临床，成为继美、英之后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靶向抗癌药的第三个国家，药学和医学界院士专家们评价凯美纳比同类进口药“药效和安全性更好，价格更低”。2013年后，中国国内正大天晴和豪森药业的仿制药上市。但是，正大天晴的格列卫定价4200元一盒，豪森制药的格列卫定价3800元一盒，价格仍远高于印度每盒200元的格列卫。这说明我国现有的单独定价权，对已过专利期的药品定价机制不合理，应当设法把它们的药价大幅度地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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