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制造谣言、疯狂反毛反共的系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早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人最基本的资格。
本文于2010年原发于乌有之乡
7月6日 人民网和新华网两大官网先后刊登吴文泰同志文章《毛泽东会自己添加“毛主席万岁”口号吗?》一文，以事实公开批判李锐对毛主席的造谣行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李锐至今无法回应，其信用已经破产，这表明这个长期疯狂反毛反共的政治小丑终于走到了末路。以下简单介绍一下李锐的相关情况，仅供参考。
一、李锐的早年经历李锐1917年生于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父亲李积芳是前清湖北仕学馆学员，1905年被选送日本做官费留学生，辛亥革命后成为众议院议员兼大资本家。但是1922年，李锐5岁时李积芳病死，随即家道中落(仍比一般人强得多)。
很多关于李锐的介绍中说他是“'129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见 ) 李锐的简历中介绍他是“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可见，所谓李锐是“'129运动'武汉地区的领导人”纯属为抬高身价的编造。
李锐自己常说自己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工农干部认为：你大官僚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你来延安干什么?肯定别有用心，肯定有问题。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能为了信仰，抛弃个人享受，自觉自愿地受苦受罪。”其实，出身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的共产党人也不是一个两个，难道在延安整风中都被打成了特务了吗?或许还有什么李锐难以启齿的问题吧?不过从此人后来的表现看，说他是特务恐怕不是全无依据，说他“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抛弃个人享受”才是纯属胡扯。
李锐建国后很快由宣传工作转为水利工作，1952起历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电力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务。由于李锐对水利一窍不通，又不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做出了很多让人哭笑不得的决策。其他人都是着眼于长江流域整体规划，而李锐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李锐竟胡说“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因此水利工程可以不注重防洪，只注重发电就可以了，还提出了一个在长江上游修建水电站的“宏伟规划”。
后来王任重批评李锐说：“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事实上，1954年荆江地区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钱正英批评李锐：“仍有些过份的地方：干支流关系，李锐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认为干支流应当结合，交叉进行，流域规划要点提出干支流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关于防洪问题，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过份地夸大。”
尽管当时李锐的错误主张受到了抵制，但是70年代末复出后李锐大力推行自己的错误主张，到今天，李锐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实施，由于只关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发电，忽视了水利循环、灌溉、涵养生态等功能，长江上游的水电站严重的无序、过度开发的问题不时被暴光。相关负责人经常抬出李锐辩护，导致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李锐总是自称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其实李锐根本不是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书”，只是毛主席临时指定的“通讯秘书”。何谓“通讯秘书”?就是通过写信等方式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人，又叫“通讯员”。即毛主席说的：“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叫做秘书，三部二委，然后再找几个部，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当时为了解基层情况，毛主席找了多名“通讯员”，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各自指定了多名“通讯员”。但是“通讯秘书”名声虽好听，其实只是“编外”人员，随时都可打发掉的，也根本不能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人。拿李锐本人来说，在给毛主席当“通讯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仅仅给毛主席写过三封信汇报工作而已。因此，其他的多名“通讯员”没有一个把这个“通讯秘书”当回事，更没有人四处宣传“我是某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只有李锐，不仅把这个“通讯秘书”很当回事，还把“通讯秘书”篡改为“私人秘书”，一方面借助毛主席抬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让读者误认为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妖魔化毛主席的谣言都是真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可谓卑鄙之极、无耻之尤。
李锐今天拼命攻击大跃进，但是从他公布的1959年上海会议后的第三封信中,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内容，还因此被积极纠正冒进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为“胆小”，“怕鬼”，根本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敢于提尖锐的意见。而且信中一方面宣称“中外古今没有过这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宣称“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让人感觉有些自相矛盾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李锐始终不肯公布大跃进期间写给毛主席的前两封信全文，其个中含义耐人寻味。
二、所谓“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李锐总是拿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来哭诉。然而当时对李锐这一小人物处理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主谋，李锐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锐一直对此语焉不详。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顾委委员周惠谈李锐与庐山会议》的文章揭露了相关内幕：
——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