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1月13日(下午14：30—17：00)
地点：华桂园
主持人：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参加由区社工委，区社创中心联合举办顺德社会创新工作培训，这次活动同时也是顺德体制改革系列讲座的第七讲，我们这次培训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顺德改革注入新的思想动力，为明年全区工作奠定更扎实的基础，我们这次培训活动得到区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今天出席活动有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社工委主任杜镜初先生;区委副秘书长，社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允冠先生，以及社工委成员单位的各位领导;各镇街，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的代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代表;区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区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咨询评审委员会代表;区社创中心全体人员;区社工机构及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三大改革领导小组有关同志，区属各部门有关同志约200多人。
今天我们议程有三项：第一由杜镜初副书记做培训动员讲话;二、由何中山大学艳玲教授做主题演讲;三、互动环节。下面有请首先请区委副书记杜镜初同志为此次培训班致辞!
杜镜初：尊敬的各位专家、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我们区社工委在这里举行全区社会创新工作的培训班，主要目标是启发全区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思路，拓宽视野，为进一步推动我区社会管理创新，凝聚共识，增强实力，提升动力。去年以来，顺德在大部制改革和四项改革的基础上，针对发展中存在的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政府管理模式和职能转变相对滞后，社会建设和城乡基层基本治理相对滞后这三个矛盾，我们提出了“城市升级引领转型发展，共建共享幸福顺德”的发展战略，确立了城市升级，产业转型，改革创新三大工作的主线，先后推出了以行政审批制度为改革突破口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协同共治为重点社会体制改革;以优化城乡基层治理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
将改革由体制内延伸到体制外，努力解决影响顺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打造顺德新一轮发展的核心的竞争力。经过一年来的努力，三大改革领导小组连同全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按照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用于实践，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并且取得阶段性的实效。
我们通过简政放权提升社会与社会的边界，打造小政府常化监管职能，规范权力的运作，打造强政府努力发展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作用，形成了大社会的治理格局。强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高社会自治水平，自我修复能力，增强群众幸福感。打造好政府，构建政府社会协同共治的局面，同时我们建立了区、镇、村三级社会服务网络，在区层面上成立了社会创新中心，整合政、商、士、研等方面的资源，策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创新，镇街道建立了有特色枢纽性社会服务综合体，吸纳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进驻，将多元专一服务向村、社区服务下面延伸，我们设立服务站点69点，为市民提供实在，贴心、便利的社区服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断拓宽社会参与平台，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府参政议政的职能，大力发展决策咨询，组建各类公共决策咨询机构37个，借助法定机构，学校理事会等平台，调动更多社会机会智慧和资源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协会、商会参与行业管理，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思想，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推进社会建设时效行动计划。
今年9月份全省改革现场会在顺德的召开，更是对我区工作的充分肯定，正在召开的十八大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对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做了专门的论述，要求加快建立党委领导及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法制保障社会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现代社会组织体系;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理相结合的社会管理的机制，这对于我们创新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同时，我们在改革的实践中，也深深的感受到我们在社会创新的高度，深度方面还有不足的地方，干部群众社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增强。社会建设个别方面还存在路径的依赖等等。
因此，区社工委联合社创中心联合举办本季培训班，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来顺德授课，介绍国内外社会建设的经验，为顺德下一步的社会改革、发展提供借鉴。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次培训，深入思考当前顺德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了解社会创新动态和社会企业发展趋势，结合顺德的本土实际情况，提升顺德社会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的管理质量，为顺德社会创新事业开拓新局面，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我们预祝培训班取得圆满成功!也祝参加这个班学习的同志们学习进步!学有所获!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杜书记的精彩致辞，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学大家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何艳玲老师来顺德授课。
何艳玲老师是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治理和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何教授长期以来专门研究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专注于社会管理和社会体制发展，今天她为我们带来《社会建设的善治之路》的主题演讲，有请何老师。
何艳玲：尊敬的书记，各位领导，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秋日的下午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十八大正在召开，这一次会议对中国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每一次党的会议召开都意味着中国会有一些新的气象要发生。这些新气象发生是因为前面有积累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寻找一些出路。所以在今天来讲这个《走向善治：社会建设和政府管理创新》，我认为是非常适合。在我交流之前，大家都知道顺德一直以来是中国的行政改革的热点，重镇，在这个地方发生的很多事情开了中国在政府管理方面很多风气之先。在今天报纸上也看到梁书记讲过，顺德是有改革的DNA(基因)，这说明这个地方很敏锐，也会有一些实际步骤解决这些问题。我今天想要讲的可能不仅是顺德问题，我觉得顺德是整个中国的侧面，我们希望把整个中国看成洋葱，我希望一点一点把它剥掉，一直看到最后本质，在这个本质上全部剥掉之后，其实顺德跟中国其他地方是一样。我们所面临问题，我们可能寻求解决方案都具有共同性。
在我交流之前我分享一个看法。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丢下繁忙工作当中走向这个课堂里面，我必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个问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对话。我工作都是面对实践工作者，我很希望在知识和理论跟实践方面能够搭起一座桥梁，因为现在中国有太多人轻视知识，太多人轻视理论，这个民族以前如此之深刻，但现在我们如此之实用主义，我不觉得实用主义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但实用主义跟理论知识对抗的话，对这个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思维方式。我们为什么走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在实践工作当中是为了获得经验，经验是什么?经验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没有逻辑关系，就是管用的东西。走进课堂干什么?在这里听?我觉得应该掌握知识，知识是什么?知识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内在逻辑，而这个知识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在于解决问题，而是在于精准地定位问题，并且精细地解释问题。很多人来到这个课堂都有很多问号，你希望把这些问号变成句号，你希望能够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从来认为对中国来说不缺少解决问题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是缺少定义和解释问题的智慧和勇气，解决问题是教育工作，技术工程，但更定义和解释一个问题，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知识最重要的作用并不在于把钥匙交在你手上，而是告诉你在哪个方向上可以找到钥匙，知识会告诉我们哪一个不是我们的钥匙。中国人思维方式很难提否定，很习惯去，什么是什么，我们很少问什么不是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不是我们的答案，我们很少去这样问问题。现在中国已经到了要从反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问题的阶段，我经常在很多课程当中讲一句话，一个人提出问题的高度，就会决定他解决问题的深度。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很重要就是提出问题的能力，但我们太过于纠缠，执着问题上面。我没有否定解决问题，如果定义和解释问题没有弄清楚，是不可能很好解决问题。十八大会议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提出问题和定义问题，并且解释问题的会议。十八大需要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中国最大困惑不是来自向左，向右，而是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方向，这是很重要。
我想用两个概念告诉大家，为什么定义问题是很重要。第一个民主，这是大家特别喜欢讲的，不管学者、实践工作者包括领导都喜欢讲民主，包括十八大也会经常看到民主。什么是民主?什么叫做集权，什么叫做集中?我们很多时候把民主跟集中合并在一起看，就像手机正面是民主，而手机背面叫做集中或者集权，你这样定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选择手机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手机的背面的风景。如果把民主和集中关系看成手机背面、正面相对对立的关系，就意味着当你选择一个就放弃另外一个，这是有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你要确定民主和集中关系，或者民主是什么，必须要把民主所有外因脱掉，脱光，然后才可以看到本质层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才能进一步说民主和集中是什么关系，民主是什么?在本质意义上民主是一种选择机制。就好象顺德今天下午要选择等一下下课之后要去哪里玩，其实这是一种选择。民主的选择方法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而其中也是一种选择方法，就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或者随便选一个人说了算。实际上你会发生在本质意义上民主跟集中是一样，都是选择机制。更重要你根本不能说民主所选择的结果一定要比集中要好，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班长，为什么不由他说了算?
很多时候我们在疯狂讲民主，并不是因为民主决策结果要比集中更好，我告诉大家我们不要这样看待问题，更重要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会选择民主?因为第一、民主代表是你自己在做选择，当你在选择民主的时候，实际上你选择就是相信你自己，你这个自己就会比其他人所有人更值得你相信，即使别人伟大、光荣正确你还会会选择相信自己。民主就是代表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这是第一个，集中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选择民主，这是信任机制，而不是更科学的机制。
第二、当你在选择的时候如果你选择错误的，你也会心甘情愿接受这种错误。在某种意义上民主跟集中相对这是低度风险机制。在民主情况下这是你自己选择失误你心甘情愿，什么是和谐?和谐不是没有分歧、没有差异，没有错误，而是我们对这些错误、分歧、差异都是心甘情愿，这是和谐社会。中国现在缺少内在机制，因为所有人对这个国家所犯的错误都心不甘，情不愿，你觉得这是别人犯错，为什么要你承担呢?我们不心甘，而不是这个国家在犯错，中国现在出现问题甚至比很多欧洲问题少很多，但中国人的愤怒和内在情绪我认为已经到的快要点燃的地步，因为这个错误跟他没有关系，不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民主为什么被那么多国家所选择?这是民主代表低度风险机制，对健康社会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刚刚说十几年来，尤其这几年欧洲传统国家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之前，这些危机不会变成一些很要命的信号，中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连主席都要不顾一切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说明这个国家某些方面的情绪已经到了很严峻地步，我们必须要面对。
第三、在民主情况之下，当你这一次选择失误，你不会伤心，不会绝望，为什么?因为下一步你可以再重新选择来过，民主意味着你还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自我纠错的机会，而在集中情况下你丧失这种机会。所以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相对比较常时态的均衡机制，在一个时间点一定有人是赢家，输家，而现在国家体系之下，而民主不可能永远都是这伙人输，或者永远都是那伙人赢，他是长时间动态平衡，没有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时间内让所有人都满意，我们只能做到让一些人满意，但会让一些人在另外时间，在另外事情满意，这是相对长时间的均衡和谐社会。所以和谐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种机制，而且还是一种持续机制，是一种动态机制，这是民主所可以契合，这是我所说的民主，如果有好处就是第三个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动纠错，而且还可以再选择，下一次选择你会发现自己会选择更加正确的。
第四、在反复选择过程当中你已经成长，学习了，你已经学会更好选择了，这是民主的过程当中的第四个好处。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和集中关系就是像手机和对讲机的关系。有人会选择手机是因为适合他，有人选择对讲机是因为对讲机适合他，你不能说因为选择手机所以对讲机就是错，一个工具不可能是错。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打破对错的哲学思维方式，建立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叫适合或者不适合。用适合哲学思维方式来取代对错，中国几十年我们太纠缠于对错，而很多对错其实都是工具，工具是没有对错的，只有价值才有对错。
比如说这个国家到底为了什么目的这是一个价值，这个国家为了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国家在这一点都是一样，这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有对错，但为了实现这个用民主还是集中?是市场还是计划?是什么还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工具性的选择，而工具选择没有对错。市场和计划关系也是手机和对讲机关系，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不能说市场和计划是有价值，是姓什么的，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概念。
曾经在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叫做《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我后来见到他，我说不要随意说这句话，如果你说民主是好东西，你就证明它一定比集中更好，而且一定就是集中不能用，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只能说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决策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民主方法比较好。在另外一种场景当中可能用集中也不错，没有什么一定是错的东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具性的机制。而我们判断这些工具是否适合我们唯一标准就是，它是否更好促进了善治，所谓善治就是什么样能够带来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让中国人的生活更美好，享受更美好生活，这是我们的价值。
在另外意义上民主也有很多坏处，美国这一次选举花那么多钱，虽然都是个人捐赠，或者企业捐赠，但这些都是社会总损耗，奥巴马花30多亿，另外一个也花了差不多的钱，还打水漂，你为了一场民主选举花支付那么多社会总成本，值不值?这是很大的损耗，这说明民主只能在一堆糟糕东西当中，我们还愿意选择的哪个不太糟糕的东西这不是好东西，我们很容易拿一个例子证明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长时间决策，拖而不决，成本很高，有很多的缺点。所以现在那么多专家都说中国要民主，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什么是一定要?我们一定要看待全球各国越来越国家在选择用这种方法，我们很清楚告诉大家，为什么人家会选择，并不是因为它更正确，而是在一堆糟糕东西当中它不太糟糕而已。我们要警惕民主带来的风险，在中国讲这个有一点危言耸听，就像我们以前讲集中风险，集权风险，在现在我们同样也要警惕民主的风险，任何一个工具都有风险，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个观念，政府决策很多时候不是促成满意，我们现在政府特别喜欢讲满意，提高人民满意度。我要说决策思维方式根本不能从这个角度讲，任何政府决策都牵涉重大利益分配，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决策观，是消除不满意。
一个科学的决策不是在于让多少人满意，而是让不满意的减少，让不满意因素消除，这是我们更加科学的决策。我一定要说这一个，因为一方面在政府不断选择提高群众满意度，而群众胃口又在很高状态下，某种程度上就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方，中国问题我一直在讲，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带来多大成就，而是我们带来成就，但我们还是存在相对剥夺感，所以我们需要把大家的调子降一点，降到更加平和，宽容心态，然后促进我们共同行动，共识，我们怎么可以促成更大层面上的行动，这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
第二、中国特色。十八大还在讲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讲到这个词，我就想告诉大家，特色是什么?特色是个性，按照辩证法告诉我们，所有个性存在都是因为有共性。你讲个性不讲共性这是没有意义，这是我们的辩证法，实际上中国讲中国特色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反思过什么是非中国特色，没有非中国特色怎么会有中国特色呢?汪洋书记来广东推荐第一本书是《世界是平的》什么意思?有多少人认真揣摩这句话的背后?什么是世界都是平的?全球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风险，全球也在将面临同样解决问题之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外。
我们经常讲欧美，欧洲、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国家，但这些年来欧洲、美国在国家治理层面慢慢趋同，他们变的越来越温和、中性，混合主义，在所有这些国家，在国家治理方法在慢慢趋同的时候，中国仍然会独一无二吗?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很惨痛抛开其他因素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是全球体系一个部分，就不可能完全是独一无二。你所谓中国特色，你要非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你把非中国特色做到极致的时候，就是你的中国特色，你看美国，美国不是成天讲美国特色，而是把他认为人类基本治理之道做到极致，把普世性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美国特色。中国现在我们也需要把一些普世性的东西做到极致，这就是中国的。实际上中国特色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把中国特色作为决策出发点这就是伪命题，政府的管理，国家管理本来就不应该是特殊主义而是普遍主义的，这是第一个中国特色。
第二、什么是中国?很少人去反思什么是中国特色里面的“中国”，当中国人讲“中国”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认为这个中国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1949年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时间的切面，真正中国特色的“中国”绝对不是从1949年开始计算的。这个中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这是很多年来的中国，我之所以讲这个是因为在我们现代化过程治理安排，我们具体制度方面，我们很少把“中国”这个东西给弄得透。
以前讲中国以家为单位组建我们的社会关系的，而西方以个人为单位组建社会关系。中国人社会关系观既不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而是家，宗族等等这一系列围绕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这些年执政的政策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把中国人“家”的重视放在很核心地位上呢?其实没有，包括现在搞社会建设，社区建设，有多少人在讲家的概念?前几年一次民政部会议上，我在竭力地讲不要太多讲社区这个概念，如果你讲社区概念必须要讲中国人家的概念，华人是重视家，1949年之前中国正式政权从来没有县以下，县是谁在治理?就是以家为单位的家族、宗族名、乡村名望人士、地主等等这些民间社会在管理，这个民间社会管理轴心就是家。
1949年之后我们把这个粉碎了，把这样一种自然的机制粉碎掉了，然后就变成社会的碎片化，我们现在需要重建新整合机制这是非常非常困难，我去新加坡有两句话非常的震撼我，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第一句话新加坡的每年财政预算报告，有一句话“新加坡政府花钱是为了新加坡家庭更强大。”这是第一句话，如果在美国预算报告里面看不到这句话，因为美国人只会讲美国人更强大，而不会讲美国人的家庭，更强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一个纲领那句话是更震撼“人民行动党的存在，是为了不让每一个新加坡家庭感到绝望。”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震撼的，如果我们十八大最后的结尾有这么一句话出来“共产党的存在，就是为了不让每一个中国家庭感到绝望。”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一个最能够接地气的话，而不是空洞和正确的字据，我看不明白，你能否讲一句话接地气的话。现在很多人人，很多家庭的都在绝望，至少有很多的情绪，我们根本看不清楚未来，自从在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在掀起第二个移民潮，那么多人在离开这个国家，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必须正视这个事实，这是中国的“中国”，其实我们很难理解透，在所谓西方主义下，我们把所有这种政策安排都指向个体，很少指向家庭。
最近这几年广州把社区服务中心改成家庭服务综合中心这是适合，可以吸引我们去，这也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根系，如果讲社会建设不要讲每一个中国人你把家庭搞好，中国人整个整合机制就已经整合好，我可以说一个判断，那么我们所走中国特色道路可以说，一方面既不是世界主义道路，也不是中国道路。我可以下这样判断，因为这个中国作为民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绝对不仅仅是1949年来的中国人，绝对不仅仅是这个，这是刚刚讲的第二个概念。
第三、我们经常讲一句词，我在广州市参加决策咨询委员，很多专家发言，城管领导出来认错，他说我们承认我们错误的，我们有很多错，以后我们一定要注意柔性执法。柔性执法只是官方文件，我不知道是谁创建这些奇怪词，柔性执法，我后来跟他说，我说领导不需要认错，执法只有一个词就是“严格词法”，法律本身是跟人性不一样东西，我们要使用强有力的手段才能保证我们遵守，什么是柔性不柔性，柔性执法，如果我们对城管有意见，而不是城管是否柔性，而是执法不当甚至用违法方式进行执法，执法就必须严格。但孙志刚事件之后，我们有很多论调就甚嚣尘上，“和谐”、“人性”、“柔性”都对法律对立起来。
我经常讲在10、20年前地方政府是被增长所绑架的地方政府，现在被所谓稳定所绑架的地方政府，我们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就好像城管忍不住要说“柔性执法”，我就不具体展开讲，我们在法律方面你看烧警车都不敢抓他，头一天抓人第二天就要放了，因为要稳定，和谐，因为有媒体在看着你。我们那么多容易被他们所左右，这表明我们内在缺乏一种底气，自信。前不久越秀区的事件，一个武装部长跑到飞机跟别人打一架，宣传部长出来辟谣，而且用撒谎方式出来辟谣，宣传部长是我的学生，是青年得志，非常优秀干部，这从这个事件出来就成为“表嫂”，因为他戴着一支据说是卡迪亚的表，然后网友一搜40万，“表嫂”他现在很郁闷，我对他说媒体都在讨论这个事情你就亟不可待就需要对他澄清吗?你要知道一个武装部长不管什么部长，在飞机上他旅游的时候跟别人打架这是属于私人事件，私人领域不需要组织出面出来讲什么，你弄错事情本质。如果你真的需要出来表态，你只能是这么出来表态说他们是我们的员工，职工，所以我们也很关心这件事情的进展，但至于事情性质怎样，是他们包括航空公司自己去调查，因为网友很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迫不及待需要澄清，回应，你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和组织事件。他旅游在飞机上跟别人打架，这跟我出去去打架这是一样，是私了的事情，在非常非常热闹媒体事件，本来属于私了事情现在都摆在公共层面上，这个政府有越来越多事情需要处理。
现在国家有一个最大问题，所有个人问题都变成社会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变成政府问题，所有政府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没有边界，这是非常剑拔弩张的气氛。很多时候我们对基本问题没有能够很好的定义清楚，所以我们也缺乏领导力。我们不但没有领导力还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不是说民意不好，而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理性放在中间，让我们跟更多民意进行对话。这个国家有太多太多争吵缺有太少的争论。争吵是什么?对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共识理解，然后就讲我们到底怎么办，到底谁错，鸡同鸭讲。争论是我们对基本问题有共同认识，这个基础上讨论我们怎么办?这是争论。现在民意如此之热闹，但我想我最大忧虑在这种热闹背后我没有看到争论，只看到争吵，这种争吵一定会在一定根本上损害政府执政机制，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老百姓都不相信政府，你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你别有用心，你说什么话都觉得你心怀鬼胎，当然政府也会这样觉得，网友是这样，老百姓是这样。
我很想通过这几组概念的阐述让大家一起进入我的语境当中，我们把很多问题放在一个基本常识状态下去理解，刚刚讲这些问题都属于常识。我经常讲另外一个判断，这个国家有太多太多理论，但缺少太少的常识，我们发现我们从几代领导人以来，领导人理论，思想、观念等词语都用过，接下来用什么?习近平用什么呢?我某一天在想这个问题，我突然有灵感，我觉得应该叫做“习常识”，这个国家不需要太多思想、理论，什么观，我们现在需要常识。回到一个国家治理基本常识当中，看有多少常识可以在这个国家用制度化方式呈现出来，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一个常识，更美好生活这是常识，而如何实现美好生活，本质也是常识会聚而成的智慧。我不相信在这方面中国跟美国有多大不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在常识层面，常识是最简洁的，所以如果接下来中国我们还需要什么更多知识层面的东西，我认为是需要更多更多的国家治理常识，而不是更多的理论。
今天具体我跟大家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两次大转型，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是想跟大家一起看中国现代的当下以及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二，跟大家讲讲，如果我们现在面临那么大挑战，那么在政府治理层面上我们有什么困境;第三、我们从全球，政府做一些重大转型来看中国的转型可能，可以做的一些基本做法，当然也包括顺德的做法。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几个问题，我看时间关系，我尽量多讲一下但也可能会缩减。
一，中国当下是什么状况。十八大报道都有很多很多讨论，我特别喜欢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大家最复杂现象。中国949年到现在就经历两次转型，1978年是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内核就可以表现，从计划到市场，什么意思?当马克思创立共产党主义之后，我们会觉得他代表生产资料更丰富状态，共产党这样一些党用这一套思想，意识形态进行革命的的时候，他隐含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是很重要命题。当我们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以后，却发现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并没有能够给这些国家带来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邓小平把市场引入中国来，最问题是通过市场建设，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发展水平的问题。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次转型是中国的危机，但这一次的危机在本质程度上并不是中国危机，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危机。因为他解决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可以PK的比较优势。所以最重要要解决生产力，发展水平问题，当我们把市场带回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创造一个所谓中国奇迹，很多时候我也会讲这不是中国的奇迹，在本质意义上这是市场奇迹，严格来说这是一场市场的奇迹，在一个完全没有市场国家，建立市场这样一支神奇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以后，我们发现他给中国带来很多好处，创造很多经济奇迹。
但是在这样一场奇迹背后，我认为我们存在两个转型误区，这两个转型误区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我不会跟大家讲哪个体制有什么坏处，我们从最简单层面上讲，我们可以做的什么，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十八大，80多次提到“改革”，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在第一次转型，在第一次市场化改革以后中国留下两个转型陷阱，这两个陷阱带来一些问题。
第一个陷阱是对于市场放权，但不对市场立权，第二个陷阱向市场放权，但不向社会还权。第一个误区，刚刚讲对市场放权，却不对市场立权这怎么理解?当然由经济学家主导市场化改革，整体队伍，就是政府要退退，包括大部制改革还有一些改革也讲政府要退，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任何一场改革在政府要退的时候，也意味着政府要在另一个领域前进，这是辩证法，你在这个领域退，意味着你在其他领域就要进，更不像市场，市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趋利避害。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带来风险是需要非常非常严格的市场监管，你左手向市场退出，但你另外一只手是要把市场抓得更紧，不是抓运行，而是抓市场在运行过程当中可能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这句话我重复一下，这涉及后面社会管理，现在众说纷纭，什么是社会管理都不知道，社会管理是什么?社会管理跟市场管理一样，跟市场监管是一样，市场监管不是监管市场的运行，而是监管市场在运行过程当中，他对他人带来负面损害负面效应，社会管理同样也是如此，社会管理是对社会在运行过程当中，可能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这是社会管理，我们很多时候不究去这些概念，因为一不小心社会社会管理就变成整治维稳，当然也包括其中一个部分，但绝对是大大低估社会关系的内涵，就好象以前大大低估市场管理的内涵。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官方文件还在讲放松管制，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管制在英文里面Governance(音)，是一个好东西，什么是好东西，对负面的东西用制度设计来规避，中国不是太多的规制，管制，我们管制、规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最多什么?是控制太多，控制和管制两个不同概念。控制就是把你控起来，管制是把你的坏处控制起来，这是两个完成不同概念，所以现在一看政府改革文件里面“放松管制”我很害怕，这不是“放松管制”而是“放松控制”，我们没有建立强有力的市场监管体系，我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重大矿难，灾难层出不穷，而且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的基本信用危机。
就好象我做一个妈妈，我最大的需求就是，其实党啊，你能不能给我合格的奶粉，这是我对十八大的追求，很简单的需求，最简单的诉求，对常识的需求你都没有办法实现，你还有什么可以实现?我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常识国家当中来?这是我们最基本生活意义。由于没有建立起强有力严格市场监管体系，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矿难各种各样其他重大灾难，包括什么校车事件，这些都表明我们对市场监管缺乏非常有利的工具，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意识这样所带来的危害，这是第一个误区带来的问题。
第二误区，由于我们没有对市场立权，所以我们同时没有能建立调节市场竞争差异再分配体系。什么意思?市场本身就是趋利避害，市场本来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一定有人会在市场当中输得很惨，很惨这些人怎么办?不可能把市场去掉，中国改革现在中国就是没有改革共识，因为很多人怀疑市场化改革还是否值得中国继续走下去，这还需要怀疑吗?但是怀疑也有理由，因为在市场过程当中一定有人是赢家，一定输家，一定有人会赢得很厉害，也有人输得很厉害。解决一个问题不是把市场拿掉，而且所有国家解决这个问题最大问题就是通过政府社会再分配，完成那些在市场竞争当中失败的人还能活着，而且还能有尊严的活着，最好还可以幸福的活着。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再分配的功能，政府就是最后的一道保障线，它通过再分配体系可以保障在市场竞争惨败人还活着，这就是合格的政府;还可以有尊严的活着这就是优秀政府;如果还可以幸福的活着，这就是卓越政府，当然这不可能达到，但这是我们的目标。政府特别喜欢讲一手做蛋糕，一手分蛋糕，现在大家都讲广东转型，不仅要做蛋糕还要分蛋糕，这是非常错误的一句话。什么是一手做蛋糕，一手分蛋糕，如果政府左手做蛋糕，右手分蛋糕这不可能，你如何能做这种完全向背的事情。做蛋糕价值是效率，分蛋糕是正义，公平，政府怎么可能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你看珠三角转型，搞着搞着大家还是做去的，现在多少珠三角政府在暗地里讲保增长，不敢明着说，人家所谓一手做蛋糕，一手分蛋糕，是市场左手做蛋糕，政府右手分蛋糕，而不是左右互补，政府本身最重要功能就是做分配功能，做分蛋糕的功能，做蛋糕更多是市场问题，如果政府要去做，也不是直接去做，而且经过良好的经济基础、设施构建，能够诱惑市场用最低成本实现最高利润，这叫做经济基础损失的简称，不是政府直接办一个厂，或者直接刺激经济，或者直接救市，你看这些都是很多常识出现问题，做蛋糕，分蛋糕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没有好的教育政策，我们没有好的医疗政策，我们没有好的养老政策，我们没有好住房政策，这些都看成福利，而没有看成劳动力再生产资本。我们没有把这些看到社会投资，而是看成福利，所以这次跟大家讲很重要概念，社会建设千万不要把传统社会保障事业仅仅当成社会保障。他们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投资，社会投资会决定你的毛利再生产质量，这是几十年来国家竞争重要支柱。不是竞争你厂房建多大，也不是竞争你的技术多好，根本意义上就是竞争劳动力。我们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我还不能够很好的活着，我不能把我的孩子用很好奶粉喂大，我还没有休假，我怎么会有更好的劳动力再生产。现在十八大还是看成福利救济概念来理解社会保障，理解社会再分配，这是非常非常不适合的概念，这不叫做科学发展观。我们很多再分配政策在90年代末以来全部用市场化方法，比如说教育产业化，比如住房商品化，我们用非常非常市场方法，这些都是计划领域就导致很多问题。
我为什么会讲这不是手机正面和背面，而是手机和对讲机关系，当你选择市场不是意味着要计划，对一个正常国家来说，有一些是要用市场，有一些地方要用计划的，而且还是更严格计划，然后再分配，在市场、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等这些都应该用计划方法重新统筹。我们那么多年的改革，创造一个庞大所谓中产阶层，包括大家，很多人出身贫寒，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地位，在这些年来，我们再分配错误的决策，尤其是错误市场决策让这些创造新的中产阶层，重新去中产化。你好像觉得还是即使你有一份好工作，还是不能有尊严的活着，还是不能安全的活着，还是不能对未来有期待的活着。所以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其实又在慢慢的倒退，社会阶层的流通重新固化，这是一个最大问题，甚至有人创造一个概念讲中国现状就是，下流社会化，社会往下流动，而不是往上流动。
北大、清华招的学生60%、70%都是城市孩子，以前不是这样比例，差不多60、70%里面30%是北京孩子，出去可以赚钱的专业都是富人在读，赚不到钱的专业都是在穷人孩子在读，这些阶层的倒退其实愈演愈烈，而且在正常领域都是愈演愈烈，这是刚刚所说第一个转型误区带来中国两个很重大转型困境。
第二个误区，对市场放权但不对社会还权。这里面没有黑板，我就描绘一个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波兰尼的大转型》，在这本书里面讲资本主义国家转型概念，是什么?首先我们有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影响社会变化，社会变化要求政府必须在治理结构上进行相应变化。如果你没有实现三角形的顺转的话，这个社会秩序就会崩溃，转型就会崩溃，你看看，什么以史为鉴，这本书对欧洲很多国家转型作出的书，当我觉得非常契合现在的中国，中国问题也是第一我们搞市场，第二市场影响社会重大变化，第三社会重大变化必须要求政府进行回应，如果国家治理结构没有能够跟市场和社会匹配，转型就会崩溃。
所以中国面临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如果通过适合治理结构去回应市场和社会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承认市场跟社会主义国家是必须，但我们从来都拒绝市场变化将会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我们以前甚至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问题，我们叫做“下岗”;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劳资冲突问题，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家，我们不承认资本家和工人无产阶级的矛盾，当你使用市场经济结构以后，这些问题跟西方面临问题都是一样，但我们由于拒绝承认这些重大社会利益冲突和差异，我们会倾向于把所有社会问题等同于政策问题，把社会管理等同于政治控制，因为你不认为你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你用市场经济架构之后，因为你的社会也资本主义化了，但你拒绝承认这一点，所以在国家治理层面上你建立相应消除这种矛盾，社会管理机制，我们只有政治机制，因为这是我们最熟悉，最管用。
在另外一种层面上，这十几年我们政府逐渐学会如何面向市场，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学如何面向社会。所以社会是现代当下的中国一个很重大命题，这是一个关键词。如果说前面几十年我们学会如何面对市场挑战，接下来中国问题就是你如何由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社会巨大问题，我们要回应这些问题，不要用意识形态，说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没有哪些问题这叫睁眼瞎。有开玩笑一句话我们现在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硬币两面的，正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面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一个硬币同时存在，如果你不看到他，如果你拒绝看到这个事实这就不是科学发展观。
这两大转型误区所导致的目前当下中国有三大转型困境，而这三个转型困境是我认为当前所谓社会建设必须要建立，社会建设大家都在讲，社会建设建什么，社会建设干什么，没有人可以讲很清楚，我现在告诉大家，社会建设，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要解决就是三个命题，如果我们破题就三个层面破，这个观念在半年前就形成，我很惊喜的看到十八大在讲这些问题。
第一、改革与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比较这是一个公平国家，但我们在那么多年过程当中越改革，社会越不公平，这是有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种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轻视了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可以解决十几亿人吃饭问题都很厉害了，但我们时不时用不公平在磨灭我们对这种成就的信任，改革与社会不平等，我刚才看到微博上在说这一次十八大全国人民最关心，排在第一问题就是贫富悬殊;第二个问题就是权利不受制约;第三个问题就是利益集团做大。
第一贫富悬殊。这是可以看见的事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也告诉大家，如果只是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不平等程度甚至比有一些国家还要低。比如说香港在某些什么我们基尼系数不一定比过香港，甚至某些程度上一定比过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事实上中国人不公平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的“不公平”的感觉非常的强烈，什么意思?相对剥夺感，由于不信任带来相对剥夺感和相对不公平感，在中国你感受到比别的国家更深刻。没有香港人说自己不公平，也有人说，但从来没有人去怨恨，觉得很正常，而我们就会觉得所有不公平都觉得不正常。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治理标本，很多人去新加坡学过，但告诉大家新加坡不平等程度在某些时候非常强的。很简单例子，新加坡的部长以前月薪100万的，如果放在中国哪一个教育部部长拿100万，我看教授都出去那枪杆子，闹革命了，你怎么拿那么高的钱，当然现在有意见，降到50万还是很高，为什么人家部长拿100万，很简单，因为以前就是大律师，新加坡有一个印度人，以前做律师的，他最高一个月赚800万。让他去进入议会做部长对他来说是下架，是三个茅庐他才同意出来为人民服务，所以他拿100万又怎样，新加坡这些人怎样出来?
新加坡的小学，从小学开始每两年就选拔一次考试，然后差学生就去普通班，好的学生学很多东西，又再过两年，四年级又考一次试，差的学生到普通班，天天在玩，好学生学很多外语，再两年又再考试一次，然后差学生到普通班，靠学生继续，到最后每两年，每两年搞最后搞剩下这一撮人，这撮人新加坡国家发奖金送到国外去，学完回来，然后再请回，人民行动党会登门拜访说请您加入我党，他就是绝对精英主义。
如果在中国每两年筛选一下，我们早就闹翻天，因为太不公平了，但新加坡认为就认为就应该让精英出来，我们这个国家正义并不是所有人一起平庸化，是在于让一些精英出来，对国家来说我们需要经重要就是抓住那一小撮的精英，我刚才讲民主，民主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错误理解这个概念，觉得人民当家作主所有人都坐在上面讲话吗?事实上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人民管理你，而是人民选出精英，由精英管你，如果他管得不好就再选下去，这叫做人民当家作主。一个国家管理，一个国家治理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是需要精英来做，不允许一般人在做的，这是一个非常高超智慧在里面，国家管理智慧，国家治理智慧，你看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搞不过越南，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海南战略，你没有这种政治家不可能看到海南战略，越南他占领太多，这个小小的国家在十几年前就制订海洋法，是国家大发，现在我们海洋法都没有出来，你根本看不到现代国家竞争，现在资本主义大部分都是从海洋发展战略起来，你没有这种战略、眼光，没有政治家气魄你国家治理就是大国小治，没有大气派，你不专业。所以现在越南等你上来跟他谈判，你跟他谈，一个大国跟他谈就是羞耻，你还要跟他讨价还价就是羞耻，最后你可能还会失败你就更加羞耻了。我们经常讲错误概念是民主就是全部坐在这里决策吗?不是，你看哪个国家是这样，每个国家都在选择人民信任的精英，由他们来治理，当然对于人民来说另外一项重要权利如果他们治理不好可以选下去。人民在于选择权而不是在于实际作用权。新加坡部长为什么可以拿100万，他就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他就值得那么多钱，你无可奈何，你学得很普通，人家学很多门外语，人家很厉害，就是这样，你就任命，但任命人家也不会接杆而起，因为新加坡有庞大再分配体系，保证这些人被淘汰的人还能够乐呵呵的活着，你就是傻，傻着活着也挺好，这就是社会分工。
一个正常社会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而是有分歧，有不同，有差异，但是我们都心甘情愿的接受，这是社会信任，现在我们仇富，仇官，包括刚刚武装部长，为什么一个武装部长在飞机长打一个架就那么多人吵?某种层面反应我们对政府行为，对政府里面人的行为非常高的警惕。所以他打一架你觉得不行，一个普通老百姓大家根本不会去讨论，仇官，仇富，现在仇师，仇授，仇兽，白天是教授，晚上是“教兽”，有一伙人号称专家，到处吐一点口水然后就赚很多钱，仇就说“砖家”;公务员，白天是公务员，晚上是“公务猿”也有一个很好称呼，这些称呼都可以看到内心的敌意和仇视，相互不协定，这种不协调就大大增加这个国家的治理成本，如果不信任你就不会接受任何不同，任何不同一出现你就想把它干掉。
第三改革与社会不稳定。越改革社会越不稳定，这不是我说的，胡主席说不顾一切维护社会稳定，潜台词就是“没招了。”一个大国，大国领袖说出这种话，也是没有太高品位的，不顾一切那么饥寒交迫吗?那么没招吗?本来就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综治维稳信访体系已经非常精细，但我们不稳定因素还是越来越多，很有意思中国如此不相信政府，但一出现什么事情首先就去政府面前做利用各种各样方法做。
不久前遇到一个事情就是政法委书记帮一个人相亲，政法委书记帮人家相亲，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有一个四川农民工跑到那个地方去，一问他赌博媳妇抛掉，然后农民工跑到政府去说“我是人民对不对。”“对”，“那你们政府对不对”，“是”，“政府是不是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对”，“好，我现在媳妇跑掉，请你为我服务给我找一个媳妇，或者帮把我媳妇找回来”，如果不找，就天天闹，而且说十八大马上召开的，我要去北京，后来政法委书记没有办法，就给他找媳妇了。
我们以前地方政府就被“增长”绑架，现在地方政府就被“稳定”所绑架了，这里消耗成本就是社会额外成本，有时候真的看了很心痛，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这样。这三大困境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在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我们社会迷失了，社会不见，社会被伤害，社会被损害了。
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是“社会”是最重要的词，但现在这个“社会”不见，所以马上就有学者说“保卫社会!”，这就是学者忍不住很冲动，“保卫”这个国家需要不是这样的斗争话语体系，现代国家是坐下来可以去谈话，可以对话，不是保卫，但他他表明迫切，社会主义国家居然社会出现问题。所以第二次重大转型迫于眉睫，第二次转型关键就是从市场到社会，本质就是通过社会建设属于未来发展问题，发展标准问题。我们前面几十年所创造经济成就，解决发展的问题，但这些年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满意?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仇恨?因为没有人能回答发展为了谁的问题。所以所谓社会建设要破三个命题，本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发展标准问题，发展谁在收益，谁可以从发展当中获得好处，这是现在也是党的合法性问题。
有一次在去年上党课，去年7月1中山大学师生听了主席讲话，后来我在课上讲一句话“新的执政党的大政方针需要干什么?需要学习如何跟你人民更好在一起。”十八大现在开了，十八大以后我们学什么?一个政党如何与人民更好在一块儿，这是一个课题，你解决你发展为了谁的问题，社会建设目标就是刚刚所说，这是我所理解社会建设，它这是中国现在很重大的转型，绝对不是综治维稳，也不是社会管理。现在因为周永康一出来讲社会建设马上就变成社会管理，马上就变成的综治维稳，大大低估社会建设重大意义，如果前面几十年中国转型是是市场化建设，那么接下来中国重大转型就是社会建设，而且我还要说一个判断，如果社会建设不能顺利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能必须用革命方法解决现在社会问题。
一个正常国家是应该用政府改革方法来规避社会的革命，我们现在就是在稳定，通过政府的转型解决社会的问题，来规避革命。为什么最近谣传说前中央常委人手一本《法国大革命》谣言是什么，谣言是什么?遥遥领先的语言，都在看大革命，“革命”这一词我们都不喜欢讲，但从中国现在情况来说这不是危言耸听。但这可以规避的，不是我讲瞎话，你看现代以来各个欧洲国家这种历史就会发现，包括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走向马克思所语言的灭亡，很简单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用了社会的方法来解决了革命的问题。政府改革的方法，等一下讲到，这30、40年整个资本主义最重要口号就是政府再造，通过一场全兴政府再造来规避社会革命问题，还解决作为社会主义内在深刻危机，现在的中国也是同样的问题，这是刚刚讲第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我稍微总结一下。
市场经济为中国带来深刻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并且回应这些变化，这不是空的，而是确确实实市场结构带动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而这种社会必须要求国家治理层面发生相应变化，这是匹配问题;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社会问题，并非是市场经济的原罪，而是治理结构和市场经济的不匹配，所以我从来不说哪个好或者哪个坏，我讲就是系统里面结构匹配性。什么样的马配什么的鞍，你搞计划就要有哪一套，你现在搞市场就有这一套，你不能因为你是社会主义就不要搞这一套，你在经济领域发生变化，而且还是心甘情愿发生这个变化，你社会领域，国家治理层面一定也有相应变化，否则这就是不匹配，叫断裂，用孙立平的话叫做断裂，什么是断裂?国家治理结构跟市场和社会的断裂，你不能很好回应这些问题。
第三、社会建设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大转型，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第一次转型市场建设，很庆幸看到顺德在这方面搞推动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创新，我们看到这种战略意义而不知是事务定义我们什么社会管理，这不仅仅是具体事务而是一项发展定义重新定位。我最近写一篇文章，差一点胎死腹中，现在十八大一开，又马上有人出来把我文章登出来，让社会回归，让社会主义回归，我写了这篇文章。以前有人都叫我右派，我想问现在你觉得我是右派还是左派?因为学者一般都是右派，后来因为我写这篇文章在很多场合私下面传播过，因为我讲社会主义马上打成左派，左派大家知道就是很臭，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新政派，后来跟他们讲一个概念，包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概念。
中国从来都不是左派太多而是左派太少，从来都不是右派太多，而是右派太少，我们从来都不是中间派太多，而是中间派太少，中国最多就是随机应变派，左派很可爱，因为执着，有理想，你不觉得他们傻傻，像薄希来，很傻，什么都写在脸上，很好，很单纯。右派很深沉，很智慧，右派老谋深算，右派理想藏在心里面，中间派是很温和，他们都对国家来讲都有好处，但最怕就是随机应变派。我们这个国家最大问题不是向左、向右或者向中间，而是他根本不知道往哪里走，没有方向，没有派我们为什么如此困惑，痛苦?有时候痛苦得好像一夜难眠，就像失恋一样的感觉，为什么?有时候你对这个国家会有很深沉情绪，这种情绪会让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方向感。
如果你可以左，就告诉你左，左我也对左东西有稳定的期待，如果是右就告诉我们是左，只要你告诉我们方向，我刚刚说左右都没有什么对错，我从来都不讲对错，我讲匹配性，如果在市场上左了，国家治理结构肯定是左，如果在市场是右，国家治理结构也应该是右，我讲是匹配性，不能左右搞在一起，中国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经济右，经济右根，国家治理结构左混在一起，你肯定不能解决一些问题，你肯定会碰到天花板，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我们可爱的万书记，最近提一个新概念，什么提升思想天花板，大家传说过万庆良书记讲这句话吗?广州市到处都在讲。后来见到那一套班子我觉得你们不要讲，这跟中央不一致，汪洋和邓小平讲思想大解放，你现在讲思想天花板，提升思想天花板原来是两米现在三米，还是有天花板，思想是没有天花板，实践是有禁区，思想没有天花板，他说提升思想天花板，这是创造出来一个词，我害怕政府创新，创这种新，不要再讲，出了珠江就不要讲，在珠江范围内讲讲可以。
我们这个左和右都没有关系，现在最流行混合主义或者中间主义，我有时候开玩笑，看见我们领导都长了一张没有方向的脸，清晰度不高，我看不清楚我们，书记走了，好像很有方向感的，我们领导人从什么几代开始都长着一师爷的脸，很温和，他在那里三个小时你根本不知道喜怒哀乐，你不知道他因为哪句话伤心，快乐，中国人生死存亡在他看来都是一样的表情，这种领导值得信任吗?我听他在读报告我真的很担心，我恨不得你要有方向感，你看奥巴马成名演讲什么?无谓的希望，无所谓希望，这这句话可以让很多阶层马上点燃信心，至少在口头上感觉到。我们领导在上面就是四平八稳，你看不到方向。所以我们组织部选人也要有选一点土匪样，要有方向感，现在都是师爷当道，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方向呢?现在大格局，大变动，大改革时代，需要大气派，大情怀，需要大能力时代出来，还是平平稳稳，毫无表情在那里，我们也是开玩笑，我们组织部也要与时俱进选拔人才，你看朱镕基长着土匪的脸，才做一届，这就是风险，政治家就是风险在这里，当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一想办马上就短命了，政治家是需要这样。
二、社会建设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但是社会建设也给我们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已经到的非常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我们不回应这些挑战，革命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或者社会秩序崩溃也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很愤恨，念报告能那么平稳，都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还在哪里毫无表情，社会建设面临五大挑战或者需要五大能力：
第一、服务力。这个国家如何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需求，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以前有面包就可以，现有环境，你看最近因为番禺反垃圾焚烧，环境抗争越来越多，以前没有，你如何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需求，服务力考验。
第二、整合力。什么意思?你如何吸纳社会群体之间不断扩大的利益差异，这叫做整合力，国家社会差异越来越大，你如何通过有效制度设计整合起来。
第三、归制力/管制力。如何满足或者消解日益剧烈的市场负外部效应。
第四、回应力。如何适应不断创新的民意表达技术，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中国民意只有少数人有话筒，现在随着微博这种新媒体发展，每个人都拥有话筒，都可以同时讲话，而且讲话可以影响上千万人。就像姚晨，有上千万粉丝，她讲一句话上千万人都可以听到，这是完全不同的民意，完全不同的民意表达，完全不同的民意传播机制，你不能仅仅依靠以前你对付群体事件性方法来解决现在社会问题，你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现在社会还是以前的社会，我们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不能再使用那种方法来说，我们要回到中性层面上，现代国家，正常现象，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必然跟国家是对抗的，你要正视这个事实，你如何面对，而且你要比人家跟厉害。汪洋经常讲网络问政的概念，我喜欢这个概念，我觉得还不够，网络问政是很被动，很应急性，给你一个姿态，这不对网络行政，我希望再顺德提这个概念，网络行政，将你整个治理基础建立在网络之上，这是更加扁平化社会，意味着政府治理结构也会更加扁平化，这是问政，这是行政改革，我们叫做网络治理，电子治理。意味着原来我们熟悉垂直社会结构变成我们不熟悉的，不能驾驭，还没有学会驾驭的扁平社会，你如何对付他们?说对付也不算为过，如何回应他们?回应你在这这个方面还需要做很多问题。
第五、领导力。很多学者都不喜欢讲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中国领导权威过剩，我跟他们说不要这样讲，我们这个国家不是权威过剩，而是太少，重建领导权威性，以前是领导集团通过革命获得权威性，后来领导集团通过改革获得权威性，现在中国领导集团通过什么构建合法性，这是一个问号，不知道。而且更要命这个国家出现治理结构出现很大问题，跟其他国家相比很重大问题，这个国家内部太分权，外部太集权。
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说集权、分权没有太大意义，在有一些时间需要使用集权方法，对内部结构来说大多数国家都是集权，越来越集权，美国总统权力是越来越大，权利高度集中在总统身上，而且十几年来愈演愈烈，但他为什么还不会有风险呢?因为美国的外部是高度分权，及时这个总统再如何集权，也可以保证相对制衡的格局。中国这个国家恰好相反，我们是内部太分权，你看9个常委的人，现在7个，还是挺多，太多了，还有各种各样的部委。你不知道这个国家真正核心、轴心在哪里，虽然天天讲核心，不知道核心在哪里。美国总统是以实实在在核心权力的，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倒过来是内部太分权，外部相对集权我只能这样说。我不是说那种比哪种更好，而是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玩，我只能告诉你这样玩，你不能说人家这样玩所以我就偏偏不这样玩，你也不能说因为你玩这一招你就是政权，我们太多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中国这样做所以就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没有做所以就是错位，所谓西方三权分立。看我们教科书、官方文件包括我们领导嘴巴还是讲所谓西方三权分立，你对三权分立了解多少?所谓西方三权分立很坏，西方三权分立这个命题这是错误，因为很少国家会用三权分立，只有美国，大部分都是两权，欧洲很多国家都是一权独大，当然人家是议会权利独大而且三权分立在西方国家不普遍，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靶子。
美国为什么搞三权分立呢?为什么欧洲那些国家都搞一权，两权独大，看北欧、芬兰、瑞典那些国家，因为他们历史传承很长时间，他君主传统很多，他不能做到彻底分权，国民素质相对比较高，民族整合性比较强。美国为什么高三权分立，第一年轻、复杂，因为年轻没有历史包袱，所以可以分权到极致，每个国家选择那种制度安排都是因为这个国家适合性，不能因为我们不这样就这样，你也不能因为今天不能三权分立，就永远不能都不能三权分立，我们下这种判断，什么是与时俱进，你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治理结构一定会发生变化，包括低层结构也一定会发生变化。
我从来没有什么尺度，我所有尺度都可以非常小，都在常识尺度上，包括等一下要讲两个判断，在看来不是什么尺度大小问题，我是作为研究者基本立场，首先我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党员，当然很多人不知道，共产党员。而且今年是中山大学争先创优，优秀共产党员，被评，绝对被评，我在台湾跟民主党，民机党、民进党打得火热，消息一传来说我被中山大学2011—2012年度优秀党委成员，这个荣誉太高，我说什么?
在去年上党课我讲两个观点：第一如果你是党员你就要相信他，相信什么?相信他的价值，而且信仰他的价值，不要两面三刀。中国传统都是讲仁义之道，我们现在没仁没义。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突然写一篇文章来踩重庆模式，不仁不义，他以前做，薄熙来上台写一个报道，观念很清楚，但薄熙来下台才发表出来，在跳得很欢，文章观点很对，但我跟他说没有仁义，你如果真的是一个中立学者你当时写出来就应该公布出来，而不是等到现在落井下石，对一个坏人你都不用落井下石，这是你的立场。我当年讲如果你是共产党员就相信他，信仰他的价值，但绝对不是信仰一个人，我们老是混淆这个概念，我信仰共产主义，社我会主义，为什么要我信仰一个人呢?我信仰这种价值共产主义社会是促进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社会、更公平的社会，这是我的价值立场，我信仰他，相信他，当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的时候，确实他是人类最高的文明形态，所以我信仰他，他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有什么不好?这是多么美妙的途径，这是我们的价值，你不能说你是党员你心里还鄙视党的价值观，这叫做不仁不义。
第二、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一个是信仰，第二是当这个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跟党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该把党的利益放在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下，你不要跟我说党和国家、人民利益都是一样，你这是自欺欺人，你无论多少个代表还只是代表，你还是不能代替所有人们。一个优秀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个公民，因为把优秀公民利益把国家人们、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我们尽量促进党和国家、人民利益一致，保证执政合法性，就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他为什么可以长期执政，他经常把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一起，他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整合，如果做不到你就下来了，下来你要保证人民可以选择，这是人们内因，人们选你下来也无可厚非，新加坡不是没有反对党只是不成气侯，但未来数年谁知道吗?你可以选，OK，但我有信心可以夺回来。当政党和人民利益发生的时候，政党要把人民利益之先，这是我认为中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中国已经把三种利益开始冲突的时候，现在胶着状态，如果可以一个政党可以通过自身改良，回应这种矛盾紧张感，继续保持合法性。如果不能就心甘情愿被选下。
在我看来这绝对不是什么尺度问题，我所有立场都是从一个最基本常识出发。一个国家如何治理才可以能让人民生活更美好，这是我彼岸，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朵花，这也是共产党的勇气、决心、智慧。真正有智慧的政党根本不在乎一时一刻，而是在乎长时间，如何让人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选择你，这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考虑问题角度不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我们的合法性，保证我的政权，不是这样提问，这样提问是非常小我你是很自私的，你是很小，我们应该这样提问，如何随时随地都让我们的人民选择我，这是大局。共产党人都应该是大局观，最近不是有一个党代表说，共产党员娶的老婆都比别人漂亮，优越性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表现在娶太太更加漂亮，也表现你想问题更大气，你不要自甘堕落在小我，大国需要大道，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大国善治》，我真的觉得这个国家的格局没有人能力跟大国相匹配。但是我讲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个国家赶快弄掉，我一直在讲，如果有政党改革、政府改革完全可以规避革命，社会革命这是现在要想的。
这五大挑战意味着我们有更好善治结构，这个善治结构有三个价值标准，我们需要更好服务，更小成本，更少的损害，这就是善治结构。更好服务大家知道，我们需要更清新空气，我需要安全;更小成本就是成本要低，最近广州政府搞城市创新奖，原来预算两千万，现在六千万还不行，成本很高，我们还需要更少的损害，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三个价值维度，很多时候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很少考虑第三个维度，我们考虑让人们更满意，我们也考虑成本，顺德大部制改革很重要概念就是成本概念，但我们很少如何想到一场改革需要最少的损害，这是我们每次改革没有很好考虑到，你对一件事情并不等于你用了一个正确方法做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是结果对了所以你就对了，很多时候我们错误并不在于是不是错误问题错误问题，而是在于我们用错误方面解决正确问题，或者用正确方法解决错误问题，我们还会觉得后面两种是错误，你觉得你还是对的。对顺德改革就不展开在十八大，我本来要提交一个报告“顺德大部制改革之痛”，这是我一年来研究重点，虽然我不常在顺德出现，但我有很多线人在顺德出现。顺德改革之痛，这个感觉很好，但我讲从三个维度来看改革意味着反思，顺德有很大勇气一直在行政改革，政府改革方面走在前面，我们觉得也要有极大勇气反思这些问题，不仅仅是顺德，我从来不觉得中国问题是地方问题，等一下会讲到，中国只有邪恶的中央政府，没有邪恶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太坏，没有中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竞争者。中国地方政府也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地方国家，我们存在中国式治理的三大困境。这三大困境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就意味着我们讲的五大挑战不太可能很好的回应，这三大困境为什么回到治理层面上来?是我希望通过改革的方法来完成这些困境，而不是使用更加极端的方法。
第一、结构设置困境，我们的政治过程和管理过程不区分，政府过程在大部分都是代表管理过程、技术过程，效率过程。为什么代表这些国家的政府代表这些过程呢?因为有一个独立出去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解决代表性，公平，正义，所以政治过程完成以后，政府过程，管理过程就代表效率，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比如说像美国都在讲我要打造更加有效率的政府，小而美的政府，因为所有公平正义问题都在政治过程解决了。但我们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府过程没有区分的，这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管理还要解决政策问题，同时要解决政策问题，代表性问题，我们讲到地方政府讲就是这几套班子，没有单独政府概念，我们政治过程、管理过程都是混在一起，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政府要同时回应，更多属于政治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平问题，效率问题，代表性问题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没有相对独立议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我们社会很多不信任，社会不公平，完全可以通过政治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公平性，代表性问题，但现在由于我们没有这么一个可以单列出去人大过程，所以本来因为由人大结果很多问题公平问题全部回到政府解决，而且我们也不会区分。我记得有一次，香港人讲这句话，我热爱这个国家，但我讨厌这个政府。我们中央很受惊吓，怎么能说大逆不道的话来，中国和国家、政党全部混合在一起，一个村干部可以对一个农民说你不喜欢我对不对，你不喜欢我，我代表党，政府，你反我就是反国家，反党，反政府，但香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国家对他来说代表就是民族共同体，而政府就是曾荫权政府，对美国来说政府就是奥巴马政府是很具体的政府，美国人很爱国，但不要指望他爱，所有人都爱奥巴马政府。
所以当把政治过程、政府过程分开的时候，人归人、鬼归鬼，谁矛盾归谁解决。而我们全部都是一套体系，没有进行结构区分，所以所有仇恨都在一套体系上解决，我们有太多产生仇恨渠道，只有一个出口，因为中国政府、政党，国家所有都混在一起，当老百姓想问题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政治，政府问题，政党问题他会混在一起，一个党员问题一定会讲成国家问题。但在美国不会，小布什那被坏，发动那么可恶的战争，但美国人从来都相信这个国家，从来都相信这个国家，从来都不觉得这个国家有什么很大问题，如果有就换一个总统然后就选择小黑人，这个黑人发现不对劲，因为奥巴马当初，美国现在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他们通常不选好或者坏，而是选一个受欢迎的。我们组织部每天都想选一个好蛋，或者坏蛋，但好的选出来都变成坏蛋，美国也有组织部，但他知道中国组织部有前车之鉴，美国组织部就不这样选，他们就选一个最欢迎，人民选谁就是谁，但是我们通过制度安排让这个坏蛋也坏不到哪里去。所以奥巴马当选了，克林顿当选了，小布什都当选，因为很帅，天天在电视竞选，美国竞选都是通过电视竞选，能讲的人最后都成功了，奥巴马最厉害就是演讲，他成天对美国人说“变化”“变化”，然后女性都被他迷着很厉害，根据不管他变什么，怎么变，看电视都是女人，40、50岁，抛几个眼神就迷倒了，而且选一个黑人出来，美国民族自尊心又提升了因为美国一直都是神奇国家，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黑人当选总统，代表美国另外一面，接下来肯定有一个女总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会有，这是美国人的民族猎奇感，注定会干这件事情。
果然奥巴马没有想清楚怎么变，所以他就说“再给我四年，我一定会想通”，美国人说“好吧，再给你四年。”他再一次展示高超技术，现在讲“前进”，以前是“变化”，美国人又中招的，选择他就是相信他，美国人再给他多几年，选择他，因为相信他，不用太折腾，让他干几年，再干不好再换人。
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代表一个国家治理一种模式的话，那么这个模式最大特征是什么?什么矛盾归哪个系统解决?社会问题归社会，政治问题归政治，行政问题归行政，而中国政党归政党，所有问题都在一套体系里面解决，冤不冤?肯定很冤吧，中国从来没有地方政府，而是一个地方国家，我们没有地方政府概念，只有国家概念。
第二、功能区分困境。这是在纵向上的，我们不同层级政府功能不区分，国务院有某某部下面某某厅下面某某局下面某某分局，某某所，某某站，自己不觉得，但这个反应中国是同构性的纵向结构，都是层层复制，为什么顺德搞大部制，这本身就是非常虚假概念，大部制就完全学英国人，人家大部制只是在中央层面玩玩，怎么可能在顺德这种地方还要大部制?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每个层级政府是存在不同功能，只有在中国，因为地方政府是仿造中央政府建所以要在顺德搞大部制，这本身就是假命题，你们还要做道场吗?所以难能可贵。
美国的架构：联邦政府，中央政府，洲政府，地方政府做的事情不一样，联邦政府做的事情是什么?国防，邮政服务，太空探险，退伍军人服务，自然资源保护，信托计划，中央政府做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关系每个人，中央政府做这些，洲政府做什么?高等教育，福利，公路改造教养，公共安全检查，烈性酒类储存，地方政府做什么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哪里建一个公园，哪建一个图书馆，都是花钱，就是搞公共服务的，地方政府做这些事情，每个政府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不是说中央某某部分，某某厅，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就是层层下来，我们不能在中央搞大部制就只能在这里搞，想想这违背常识，一个顺德县级政府怎么可能跟广东省、中央政府做一样的事情特?还逼着我们要搞，大大大，小小小，所以搞得我们社那么多局长，副局长，很累。这是结构问题，大家我们没有办法，我必须这样改革，必须这样做，改了总比没有改好，只能这样安慰，但这样的改革成本实在太高，一场没有必要的改革，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改，本来没有必要改革的。
第三，权力来源困境。如果大家看其他国家地方政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地方政府就叫做地方政府，为什么?因为权力来源于地方政府，有地方议会，顺德有顺德议会，我权利来自这个地方，所以我对这个地方负责，你不要指望顺德代表为其他地区人民负责，我们这个机构是什么，每一层权力来源来自上一个层级，我们不可能守土有责，我们必须对上负责，权力来源于上方。现在很怕组织部又搞什么创新，我们现在主张交叉，有一个潜在命题，现在腐败就是人，因为你有关系网，现在交叉什么?现在所有官员重要官员都是空降，珠三角还好一点，很多地方都是空降，我在想空降的人对这个地方有多大感情?简单一点广省委书记自从空降以后，基本上广东日落西山了，广东创造七分之一GDP，但广东社会保障水平比宁夏还要低，广东总体水平比宁夏还要低，你相信吗?你没有一个深爱这一块地土地人岛中央去，你没有人誓死捍卫这个地方利益就这样，为什么不争呢?宁夏那个地方完全靠吃财政转移支付的，可能很多钱都是广东转出去，这个地方保障水平甚至比广东还要高，你有什么脸面面对广东人呢?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概念，做几年就走了，你不是深爱这个土地的人，你不用面对父老乡亲，你在中央可以玩空降，你在基层层面，不用说广东省，在镇一级还搞什么空降，不应该这样，我们很多做法都是到另外和一个极端，从这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恐怕我们没有找准问题原因，接下来又来一个内蒙古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他可能连广东这两个概念都没有。
十八大报告隐含一个词地方政府管理多样性，我在很早之前就讲过，不用讲联邦，不讲邦联，讲地方政府管理多元性就有不同管理方法、模式。顺德改革就是要证明这种地方治理多样性，而不是证明其他，你不要讲大部制这不是你玩的。中国那么大，地方治理一定要有多样性，我们应该在制度层面允许这种多样性的尝试，汪洋前不久都是忍不住从他立场来看讲那些话都是非常大逆不道，派所有厅长到中央去，要权力，给广东多一点地方权力，我觉得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了，所以去做那个动作已经超出范畴，但我觉得这是接下来的问题，这个地方权利来自哪里，对谁负责，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讲什么地方政府管理，没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像一个国家，我们再顺便比较一下地方政府的目标。
好玩意，这是我们一个地方政府的目标，大家看看，你们看出什么了吗?根据国家对X市战略定位要求，2020年X市要建成有国际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都市，为建设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长三角世界一级城市群作出贡献，这是我们上海市，我们有名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目标。
我们看一下一个美国地方政府的目标;市民可以安全的生活;市民可以得到安全、足够负担得起的住房;市民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市民享有建立在有效和良好维护基础上，稳定繁荣的邻里关系;市民享有美好城市成果;有比较好的经济前景;市民生活在一个接受和促进不同文化和传承富有活力的城市;市民拥有一个有效率和负责任的政府。我们比较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现在顺德什么“十二五”规划还是跟上海差不多，只不过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可能就是珠三角中心城市，都差不多了。如果地方政府目标，我们“十二五”目标还是这样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如何构建面向社会治理能力，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市民”，每说一句话都是“市民”，市民需要什么我给什么，最后还是自律“市民需要一负责任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政党，公职人员，我们也需要负责任的教授，中国缺乏专业精神，职业精神对本身职业不热爱，不用说，我们只是当成职业没有当成专业，事业。当官的事业就是当政治家;当商人事业就是当成企业家;当教授事业就当成知识分子;当老百姓事业就当成公民。我们即使到那么基层我在前几个星期在深圳做一个演讲，深圳在街道层面的公职人员也应该有政治家的潜能，因为你本身就从事公职工作。
过几天我要去省纪委讲如何做一个好干部选题，不要讲其他，尊重你的职业，把你这个职业做得尽量专业最后变成你的事业，这是我所理解的好官。市民就在这里我们用尽量专业化方满足市民，更好服务，更少的成本，更少的损害。这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也是我所说的善治，如果我们“十二五”规划还是那样的规划，我们政府报告还是那样的报告，如果党的报告还空洞正确的话，我的心会凉透，中国这个国家很奇怪，有人在很冷鄙视这个报道，有人在读的这个报告过程激动得哭了，哭了24个小时，这个国家很怪，就我们审美品位大不相同，这个报告很多人都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很多人问我说，何老师你到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吗?因为我工作都是跟很多领导打交道，我跟他们说我说“说人话。”，我们需要长得像人的领导，不用其他，你棒着没有什么文采的报道还哭得稀里哗啦，你还有品位呢?当然可能触碰到你内心深处，历史悠久一个痛处，这可以理解，因为人具有多样性，但一群人都在哭，我觉得这个显然有违背常识，我至少认为这里没有什么文采，没有什么感情，我今天在这里讲课，如果有优秀共产党员在下面哭一下我觉得可以理解，那份报告不足以让那么多人哭，如果你哭你有问题，不是人，而是神，这个国家有太多神一样的人。
我为什么让常识回归到这个国家，睁开你的眼睛看看，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国家喜怒哀乐，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我们这个国家的教育如此之深刻，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就开始在讲热爱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人那样鄙视他的国家和民族，这很可怕，美国人相信，美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相信美国民族标准就是世界标准，但中国有多少人中国标本是世界标本呢?8月1号汪洋发表一个国家，有一个部门叫我去诠释一下，团省委，我跟他们说两句话，我觉得这篇文章在我看来至少非常好，他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中国在世界;第二个他也想证明利用广东经验世界可以在中国，你有没有这种气魄?我们共产党在那么多年孜孜以求解决的问题，花那么大精力解决中国在世界问题，现在你有没有更大智慧，勇气，魄力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世界也可以在中国，你这样走也可以，如果你不解决人们就不会问你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如果你解决世界也可以在中国，你就可以回应这种挑战和质疑，你就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合法性，如果不能解决人民就会问题，显然人民就会问有其他选择为什么你不能走?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其实没有答案，或者我们没有反思这个程度。
这是我所说一个基本国情，中国目前当下最重要的基本国情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体制转轨过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但没有发生相对匹配的结构转型过程，所以才导致我们面临这么多的不平稳，不信任，不稳定，以致于对这个国家全面否定，改革否定，现在改革也成为一个问题，改革还可以吗?还需要，还可以吗?这个共识都已经没有了，还需要怀疑吗?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改革当中这几十年西方政府都在改革，中国改革还需要质疑?现在就确确实实出现一些声音，我们改革才刚刚开始，我们前年几十年经历都在体制转轨没有结构转型，我们如何面对信市场，新社会，构建新的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国家能力，在十几年前王先生曾经写过《中国国家能力报道》，讲中国这个国家不想别人想那么有权威，实际上这个国家能力很有问题，他提出一个概念要重建国家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力，尤其是要搞分税制，这是朱镕基最大的贡献。分税制是没有错，但没有分事，这是他问题，就导致现在什么都讲匹配性，不要讲分税，如果要分税就要分事，单向度改革没有任何意义，顺德在做那么多改革，有意义吗?有，但作为意义会在整体性背景下被冲淡得一无所有，徒有英雄的人，伤悲，有可能是这样。从个人层面来说既是我们看到这种伤悲我们还要做，作为政治家的情怀，我任务就是我思故我在，我知道我的说客没有意义，但我还是要说，这是我的职业立场职业道德，职业精神，我还站着说，大家知道我的腰是很铜，等一下下去就会崩溃，因为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看得更远，这是我的职业立场。
共产党员，我们政府领导人，层级人有没有职业立场，这是一个问题。小结一下第二个议题：与大多数国家政治结构中国政府治理结构有着太多特殊性，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建设目标，我们必须对这种特殊性与中国社会建设目标之间相关性进行审视和分析。这是我第二个议题，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掏心掏肺的感觉，我恨不得把大家掏出来给大家看我的心是红的，我的心红的，虽然我说的话是黑的，因为有人怀疑我的心是黑，但我心很红，组织给我的荣誉再一次证明是红的，我还接受资本主义的考验，以前我去美国，在美国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很多中国人跑到美国都跑到教堂慢慢变成基督徒，我也去因为免费吃喝，人家统战部很厉害，高手用剑是无剑，我没有见那么凶猛的统战部，美国没有统战部，统战部做得怎样?你根本不敢跟别人比，做统战部是对，有很多人把统战部妖魔化，要不要你要不要去?以前顺德大部制改革有一个发言有争议，大部制要不要这个统战部，这不用怀疑，关键统战部要转型，高手用剑就是无剑，剑在心中，剑在人民心中，在人民汪洋大海淹死你，美国就是这样干的，这就是统战工作，还有教堂，给你情绪，慢慢让你变成基督徒，从共产党员变成基督徒，就是让你接受另外一种全新价值观，马先生讲宗教跟资本主义精神，你理解资本主义就是理解宗教，你理解宗教就是理解资本主义，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已经接受西方那一套东西，你已经变颜色了吗?只有我没有变，我坚决不加入，不接受基督教，或者实在忍不住就把我拉出去问。你有没有良心回答我这个问题，中文讲良心，这是很重要问题。
你是共产党员吗?你中共吗?翻译过来是这样，中共是一个特定词，要么化的，你是中共吗?我说我是的，而且是十八岁，价值观还不成熟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第一个入党，也是被入党，现在想想是很幸运，当时觉得自己很模糊，但是加入了，从此以后不再邀请我，免费吃喝也没有了，当共产党员也有损失。在他们看来，在美国宣传部，组织部看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不是基督徒那一定是中国人，如果有一个中国人不是基督徒就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员，如果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不是基督徒，就一定是女工作共产党员，他们都知道刘胡兰，叛徒都是男的，在座各位看起来非常坚硬，其实都是很容易背叛的，婚前男人，婚后男人，包括王石也可以看，前几天还在说我爱，现在说我在给别人做红烧肉。女人很坚韧的，他这样说，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放弃对我的拯救。
一个好的国家管理不仅取决于经济，还取决于有一个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承担非常重要责任，我们经常跟美国党报一战，但我们经常说你还没有出手就已经输了，你举国家之力跟美国商会、工会在打，你用国家力强跟民间力量对抗，你没有出手就输了，美国根本不需要统战部。每一个大片都在传播美国价值，中国传播什么价值?没有一种可以引起民族自豪感的价值，美国都在滋长民族自豪感，看中国媒体，媒介，看电影很重要的产品，你在传播什么?我们要学会，这是文化战略，十几年前美国有一个很重要思想家就讲了，未来战争就是制度和文化战争，我们还在纠缠于GDP。制度和文化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社会建设一个很重要就是文化的建设，什么意思?在根本意义上就是重建这个民族内在意义，内在整合机制和内在民族自豪感，中华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文明我们就丢掉，像丢垃圾一样，你还在讲中国特色。
第三个议题，中国政府管理创新。我现在告诉大家，各国管理创新有三个关键词：复杂、合作、再造。我刚刚说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都陷入政府改革汪洋大海当中，他们使用一个词：政府改造/政府重塑，很少说政府创新，我们却喜欢叫做政府创新，为什么要改?因为全球形势面临空前复杂，为了这种复杂他们要寻求新机制，比如说合作。在合作机制过程当中必须政府再造。
复杂什么意思?第一政府面临很多新问题;第二个传统一些问题有新形势;第三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而且还出现很多跨区域、跨领域，跨国家问题，复杂性世界各国跟中国面临问题一样，现在中国形势也是非常复杂，面对这种复杂性整个西方政府管理创新告诉我们一个经验：面临这种复杂绝对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唱独角戏可以解决，这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为了控制复杂性，这个问题当中政府仍然很重要，但政府绝对不是唯一，政府不是唱独角戏的人，政府必须跟市场、社会三者合作，构成所谓协同善治，这是汪洋讲的，协同善治。
为什么政府 需要市场、社会合作，需要社会合作后面再讲，我们在新一轮社会管理创新，很少讲政府跟市场合作，讲政府跟社会组织，政府跟市场合作，告诉大家，事实上市场是有善意的。我们以前经济学家在讲中国市场的时候，都会讲趋利避害，我刚刚也在讲，市场本身也有内在善意，这个善意如果可以通过成功制度设计诱导出来，这个市场可以促成协同善治。
接下来开始中国要继续拓展面向市场能力，除了前面讲的监管，更重要就是要把市场集体善意激发出来。举一个例子，比尔盖茨都是裸捐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裸捐呢?很简单，也有很多原因，这跟美国遗产税有关系，遗产税很高，你留一百万给你孩子，你要被政府拿走80万，你还不如把80万拿出去给中山大学建一栋楼叫做顺德大楼，还不如这样捐出去，成功制度设计可以让捐赠不仅是个体现象还是整体现象;遗产税被比尔盖茨捐献还会裸捐，另外一个事实又表明好像不是这样，因为美国遗产税很高有一些富人很不喜欢，美国就选择一些代表提议案，希望美国改变这个遗产税，这个议案一提出的时候，比尔盖茨和索罗斯两个人联名上书抗议，不准美国改变遗产税。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我只能告诉你说当一个市场文化，当一个人捐赠或者一系列人捐赠，当他慢慢从一个操守变成市场文化的时候，市场文化变成国家文化一部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难以撼动，你也不能解释，不能用个恩怨恩可以解释，比尔盖茨为什么可以这样说?从长远来说如果美国取消遗产税的话，不仅是他在某一个时间点，财富增加，更重要可能就是损害整个美国社会财富，因为涉及美国人如何去看待你个人所创造财富。你在个体意义上看你个人创造财富，还是在社会上看待你所创造的财富。
一次在顺德上就讲到美的的改制，跟他们讲，这是大问题，在中国现有文化背景下，你是从个人角度看个人财富分配，还是在社会角度看个人财富分配?一个好的市场文化会让越来越从社会角度看个人财富，这将有利于整体性社会财富的增加，这是一个社会逻辑，市场逻辑会促成社会的正义。我们在这方面几乎无所作为，我们在诱导市场善意不仅没有作为，相反还从另外方向上，我们企业捐赠我们居然没有完善的捐赠免税法，不是诱惑你去捐赠，而是让你根本不要捐赠，我们很多这种制度设计是在相反方向推进，所以一个有效，良好有善意市场对政府善治来讲非常重要。
第二、为什么在政府以外我们还需要社会?社会在这里面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社会意义可以凝聚利益，提供服务，倡导价值，促进社会整合，这是社会组织重要意义，是接下来顺德接下来要做很重要的步骤，为什么在政府以外，为什么在市场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公民社会，我不想讲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因为也被妖魔化，公民社会有陷阱，我就用一个双引号的社会，以团体形势出现的社会，他可以避免我们孤单站在政府和国家面前，可以在一起，而且更重要他可以凝聚利益，提供服务，倡导价值，社会整合，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个社会其实社会自身的黏合剂，一个强大的社会对于国家的善治非常重要，这里有一些数据，美国非营利组织有140多万，包括150多种类型，覆盖所有你几乎可以想象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会。
所以美国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才能勇敢打造一个小而美的政府，我们不是学的别人搞一个小政府吗?你没有前提你怎么可能建一个小政府呢?我很反对，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不大，也不丑的政府，我们编制约束力就像紧箍咒，为了编制的约束而约束，我在南海的数据十年来警察编制没有增加还减了两个，经济形势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南海、顺德这种地方他的经济容量，社会容量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你还是根据行政级别来配置所有编制吗?编制是什么?我们请那么多雇员，完全就是违背劳动合同法在这里做，同工不同酬。顺德现在把公务员改成雇员?公务员是分配价值，不是创造价值，在那么多国家体系当中为什么给公务员比较高工资，比较稳定的职业?就因为不创造价值，所以我们要弥补，保证他们为人民服务，为所谓公共事务奋斗，现在最基本雇佣，公务员改称雇员，这个职业的东西，职业最大吸引力在哪里?公职人员是很国家很重要的形势一员不是合同制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准别常日制，我们准备玩雇员制，你老是违背世界潮流，为了所谓的改革，都没有搞清楚包括我说，不说大部制，这是顺德宝贝，你在这里宝就好，为什么其他地方都还要学呢?当然不是我们。
我注意到一个地方叫做沉默的抵抗，有一些地方据说很有经验，我关注到上面搞大部制，上面搞我也搞。这些方案都是本人一个同桌设计的大部制，强政府，还要撤镇设街，中国传统以来镇都是最重要基层政府，现在居然撤镇设街，街是什么?派出机构而已，珠三角生命力就是镇，现在还撤镇设街，我不说这样，本人同桌设定方案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强大社会的重要性，
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叫做自愿者交易市场，WELCOMEBABY是什么机构?做月子结构，中国人做月子要么找爸妈，要么找保姆，有没有第三条道路?社会就是第三条道路。英国那么多年走一条道路就是第三条道路，什么意思?社会条道路，你要么寻求政府帮助，要么寻求市场帮助，有没有第三条道路?WELCOMEBABY这个机构，美国市场购买保姆很贵，也没有什么父母给你带孩子，不会提供这种帮助，怎么办?我们自己联合起来成立这个机构，我们相互帮助，我可以帮助你做月子，以后我生孩子你可以帮助我，我们成立一个做月子新妈妈协会，我们可以自己联合在一起，来解决自己很多共同问题。社会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自己在一起，依靠自主、自我管理，自我解决很多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我们现在把村民自治错误理解，不知道顺德会不会讲这种概念，有一次顶立问我，汪书记最近很关心在实行村民自治地方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我说这是伪命题，根本不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村支自治就是指村民就自己集体事务进行共同解决，这是一个社会民主概念，当不是政治民主概念，所以才会讲党的领导是一个问题，社会民主概念不是政治分权，党领导肯定在哪里，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把中国村民自治，尤其广东村民自治做一个及其夸大化的理解，把它看成中国一场政治民族伟大事业，现在情况就是你进不去了，你现在法律进不去，而不是党的进不去。包括什么，包括现在业主自治，这些都是很重要，因为中国人不确定，在英文自治是Autonomous，现在讲的是不是Autonomous，而是Self management，自我管理，中文翻译成一个词，英文里面Autonomous是一个是有权利分割，但Self management自己的自我管理，而不是政治民主，充其量社会民主。我说我们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讲清楚都混在一起，政治、社会问题混合在一起，所以才南海那边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
但社会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在一起，村民自治也是一起，我们可以在一起解决很多共同问题，我们不需要寻求政府帮助，我们也不需要市场购买，我们可以走第三条道路。所以在09年一个诺贝尔经济获奖者是一个政治学者，是一个女人，我跟她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他没有获奖来中国两次，没有人理她，只有我带着他游长城，她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所有大学都向她发出邀请，结果把人家累垮了，病倒，一个政治学者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告诉大家她演讲题目，诺贝尔获奖演讲题目你够知道她为什么获奖：超越市场和政治，这是主标题，副标题是走社会第三条道路，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可以解决当下中国包括全球人类所面临很多复杂性问题。我们以前太迷信市场，或者我们太迷信政府，我们现在需要重新，重建自己，对社会的信任。把政府和市场的地位放在相对理性位置上，美国以前太迷信市场，从罗斯福之后又开始迷信政府，欧洲国家都表明不要太迷信政府，我们现在在寻求共同共识，这可以让我们更加温和，政府、市场不是万能，社会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也不是等着别人来救，社会有一个内在张力，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根本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一条道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我们就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后来我们创造市场，我们就开始迷恋市场，我们创造政府就开始迷恋政府，然后渐渐忘记自己，一个没有强大社会的社会不可能有善治的，中国在这十几年过程当中我们构建一个市场，但我们从来没有构建一个社会，1949年年前中国是一个庞大民间社会，现在这个社会被抽调了，1949年中国最大问题国家在第一时间面向所有个人，这是高度风险的机制，我们知道人际关系是要保持相对距离，甚至不应该离我们那么多近，每个人都讲中南海的秘密，这是非常可怕的社会，国家，因为他离开我们很近，没有中间缓冲层，所有个人矛盾最后都可能变成政治矛盾，在中国现在是这样，一个聪明国家应该把政治问题变成政府问题，把政府问题变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让他各自解决化腐朽为神奇，我们现在不是，一个农民工媳妇问题就变成政法委书记面对的问题，这种解决社会问题太高，一个网友的一句话就会变成政治问题，甚至对国家基本信任，社会成本非常高，政府管理成本很高。
第三，再造，这来自基本命题，政府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原因，而是政府本身，来自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前总统里根说的，西方各主要国家开始大规模政府再造运动，包括克林顿需要很坏，但被评委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为什么?因为他用八年时间把美国打造成为小而美的政府，大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各国政府改革的矛头指向政府自身，即通过政府管理创新来实现政府再造。通过政府再造应对这种复杂性，在很多国家，是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国不仅仅通过再造解决社会问题，同样也解决根本政党问题，政党合法性问题。
各国再造的标杆我具体不说有很多，各有不同。英国讲下一步改革，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公民宪章运动，文官新制与变革;法国行政分权化，现代化，公共服务更新;德国新领航，政府如何充当新领航作用，还有人事改革;新西兰行政文化的重塑，按以及迈向2010年运动，这是当时在90年代搞的;澳洲主要就是改革文官制度;美国主要就是国家绩效评估改革，主要在绩效;加拿大是公共服务改造。因为现在所有专家都在说美国，世界是多样性的，中国这个国家体系也是多样性，地方也是多样性，不同国家都在使用适合哲学寻找最适合的改革路径，美国是其中一种，像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都在常识，改革是永恒的，但是改什么这是变化，包括中国也是这样，为什么讲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反思中国行政改革，我从来不觉得大部制改革是重点，不是最适合。我想中央层面上，我们最大问题不是说话大和小问题，而是你拿多少钱，干多少事，人民有多少满意，大小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是就是匹配政府，你拿多少钱，做多少事，给了多少人民需要的东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即使是大政府由怎样，可能中国就应该是大政府，可能下一步政府改变大中国，有可能是这样，换一个角度提问题，很多路径都发生改变。基本各国采取策略：目标策略、顾客策略，绩效策略，文化策略等就不具体展开了。
创新成为政府的主要基调，全球政府创新论坛也开始定期举行，这是全球性论坛，很有意思，简单看一下每一届论坛讨论主题，完全可以跟中国在2012年行政改革相契合：一届1999年政府改革最佳实践;二届在巴西举行，二十一世纪民主政府与善治，这是主题;三届，通过电子政府推进民主与发展;四届，在摩洛哥举行，以市民、商界和政府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的对话和合作;五届，二十一世纪政府创新与善政;六届，增强公众参与和透明度。大家看这个脉络几乎抓住当下全球在治理层面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讲政府管理概念，我们用全新概念叫做公共治理，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在是独角戏，全球面临这些问题其实不仅仅政府方法可以解决还有很多方法，在这里面政府很重要，所以我们使用公共治理这个概念，全球政府创新都在讲公共治理;七届在奥地利开，提高政府公信力。所以不仅仅是中国在发愁这个问题，全球各国都在发愁这个问题。
如何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现在中国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文化建设这是很重要，从内在提高政府公信力。这是告诉大家什么?改革是主基调，所有改革都是为了回应特定问题，但每个国家都在选择特殊的路径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所以有朴世价值，但在方法上是特殊主义。你不要说中国特色磨灭朴世价值，所谓特色是指你解决这些朴世价值具体做法，方式上你可能是特殊。我一直想要告诉大家新三观：新的历史观，新的世界观，新的辨证观，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思想大解放了，我们现在缺乏务虚的能力。
在这些基础之上，我们最后简单讲讲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五大基础工程，工程很多但我觉得有一些基础性，从政府改革层面上来讲，我们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个观念也是几年前在讲，现在很惊讶看到顺德现在在搞这个，顺德准备搞参与式改革，参与式预算，在几年前为什么讲这个?很简单，因为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进步时代，美国曾经跟我们现在一样，毒奶粉，毒食品，腐败，很多黑暗时代，后来美国通过运动就变成黄金时代。当时改革很重要做法美国人认为一个让人民看不见，花钱的政府是不可能负责任的政府。所以他当时做就是把政府花钱过程公开，就建立透明的预算制度，这是政府再造第一步，这很多国家已经实现在中国还是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常识问题，我拿多少钱，看见你花钱，还能保证你花的钱是为了我花钱。在浙江温岭十年来预算已经在做改革，参与性预算已经做了十年，现在我很高兴看到广州也开始做，顺德也开始做了。地方政府创新奖也颁了差不多十年，一总结发现获得大多数创新奖都是江浙地区，广东很少，可以在另外一个层面可以解释说我们为什么这些年发展后劲，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你制度优势上不占尽先机就会可能会失去。
合理央地关系。我说很多东西都玩完了，接下来玩什么?不要玩很多问题都在地方，中央和地方关系重构问题，合理央地关系是我们行政改革最大结构性的约束，不是别的。
科学的社会政策设计。教育政策，养老政策，医疗政策，住宅政策这些政策就像刚才开始讲这些政策，绝对不是福利和保障制度的设计，而是国家社会投资工程的设计。我们的医疗改革方案搞了九套还没有搞出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前卫生副部长、前教育副部长一到退休的时候都说对不起我承认我们教育改革是失败，我们医疗改革失败，在退休前一天都一刹那间开始说话，90年代末以来我们在社会政策里面的改革几乎都是失败，因为他们都统统使用市场化路径在改，改革基本路径，这些就是计划，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社会主义回归社会主义传统要重新审视，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市场化过程被抛掉，资本主义国家的拯救就是因为他们月很多计划方法来拯救这个国家，你凭什么以一个号称社会主义放弃叫计划?教育领域、养老领域，这些都不要学美国社会化，其实美国社会化都还会一些基本根基在哪里，要重新回来，重建教育体系，重建养老体系，住房政策体系，而且所谓义务教育不仅仅让小孩有书读，还要保证在读书过程中的通行权，吃饭权，不因为其他因素而放弃，这是权利，什么是义务，不能因为其他原因而放弃这个权利，这些都要重新来做过。美国小孩放学午餐都是学校供应的，我们乡村孩子因为吃不上还辍学，还要依靠民间力量来搞午餐计划，民间力量就是锦上添花，基本事情必须是政府做，如果我们不做政府也必须做属于我们帮你做是因为我们帮你而已，不能因为有人帮所以你不做，十八大报告能否举这样一个具体方案，让每个孩子都可以安全去到学校，吃一顿安心午餐，在这里安心的读书，这些都是基本需求，最简单的要求。
专业化的政府管理者，把政府管理，把国家管理，我曾经是这个专业，不仅仅是这个利益，把他们看成专业，是技术含量的，不要看成只是当干部，不要以为当干部不需要技术含量。专家，干部也是专家，中国很奇怪，一个垃圾工人都要上岗证，居然当国家治理，当干部不需要上岗证，这个专业很重要。我经常讲一个笑话，比如说房子问题，在中国这是很大问题，我们张书记，广州市张书记，以前就说他看到广州房价猛涨，他说我保证广州房价降下来，请不要买房，当然你们都知道自从他讲完这句话，广州房价从均价六千到现在两万六，我们很多同时，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同事比较单纯，听他话都没有买房，现在这些人差一点拿着枪杆子出来了，不过我们书记跑掉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市长的话语你都相信，你有没有职业道德，你研究这个，你相信他?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本身就有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房价是商品价格，一个商品价格在市场条件下谁绝对，供求关系，市场决定，政府宏观调控只能从概念上影响到它，但不能绝对让他下降，除非你用否用穷凶极恶，限价，限购，这种计划方法，你承认中国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就不能打包说一定降下来;
第二、作为一个政府领导人，你根本不需要为房价承担责任。我们的温总理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太痛苦了，一只大船怎么开都开不了，解决中国住房问题，根本不是解决房价问题，对于政府来说房价根本就不是政府需要关心问题，政府关系房价是因为房价背后所隐含住房权的问题，政府解决很多问题都是公民基本权实现，你为什么关心手机卖多少钱?如果没有关心房价，因为房价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住房权，有人住不上房子，如果一个政府把他的焦点，认为他要解决问题就是房价问题，他就会想尽办法把目前房价降下来，如果政府认为要解决住房权益问题，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让住不上房子的人住上房子，这是两种不同概念，虽然他们很相关，我们投那么多钱，包括08、09年活生生的四万亿丢进去救市，你没有想过用这些钱救民吗?房价问题你一定要救市，住房权就一定会去去救民，这就是思路出现重大失误，不仅没有解决住房问题，相反还保持现在过热的奇怪的经济状态。
对一个正常国家来说，一定让有钱人买更贵的房子，让中间人通过买宏观调控买实惠的房子，很穷就进入政府公共住房体系，即使广州房价到一千块钱也还有人买不起，他们怎么办?一定建立公共住房，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都不会像中国把住房当成绝对商品，所有人只能通过市场购买获得住房权，惨绝人寰，这非常极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居然用住房那么重要的基本权利，保证基本尊严活着权利，全部让所有人通过市场购买房子，这么巨大供求你怎么可以解决供求关系，稍微市场一反弹那么人多上来，更不要说我们对财产税设计不适合，不合理，所以我们对财产拥有不收费，我就尽量最大化拥有财产。
在中国收财产税，房产税又有问题，因为房产不是我们产权，只是我们使用权，你交这是租金，这是一环扣一环，这两年才意识公共住房保障重要性，然后叫地方政府在一夜之间统计出来，不是制造出来，而是统计出来。广州今年公布的今年新增一百万套，天知道，统计出来，你这样玩我们，我们也这样玩你们，大家都知道是彼此在玩，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造出那么多保障性住房，地方政府也知道不可能，但是都这样成神，大家都不是人，神就是这样，在一个虚拟环境当中自我表演，还不以为然。
如果我们的书记足够专业，我上课，我们张广宁从来没有我课堂上，我现在很后悔，我很少给企业人打交道。如果他足够专业他就应该这样说，如果他真的想表态，就像婚前男人忍不住要表态，婚前男人不会这样表态，我要给你幸福，你应该表这种态，你不要说我要给你一颗钻石，两栋大房子，这种表态一般都是自扇耳光，你应该像我党一样，我要给你幸福，幸福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婚前男人都是这样。张市长很可爱，很耿直，他才说这句话傻话，保证降下来，这句话使自己没有退路，他应该这样说，如果真的要表态的话，我保证广州市人，市民，或者广州户口人，在多少年之内就可以住上房子，可以这样表态，这是住房权问题，而不是房价问题，住房权跟房价有很大。但政府话不能指向这个，如果你是老狐狸你根本什么都不用说，脸发微笑，我给你幸福，我脸发微笑，中央台很傻，你幸福吗?后来中央台记者采访我，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应该问另外一个问题，你烦燥吗?这个接底气，像人一样的活着，像人一样说话，像人一样做我们的职业，这才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从来不害怕被别人叫我什么派，什么派都可以，我最害怕就是没有派，没有坚持，没有立场，没有激情，没有派太可怕。
持之以恒公民教育。今天在座过来，包括我们社会创新中心在做很多项目我也关注到，其实都在做另外一个意向工作，公民教育，我也觉得，我从来都认为，你看网友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也很警惕，当我们讲政府的时候，当我们讲国家，但我们在批判的时候，好像这个国家跟你没有关系。事实上有那么糟糕的人民才有多么糟糕的国家，难道不是吗?所以公民、个体，为什么当老百姓也当专业一点，当公民，有足够善意，足够理性，足够专业，我们可以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美好，这是我们每个人，不是你和我，而是我们。如果我们十八大报告不要用什么你和我称呼，我觉得这个国家就成功，我们在一起，而不是你和我，公民教育这个很重要，包括今天讲所谓常识其实都是基于基本公民，包括优秀共产党员那个立场，其实首先我认为这是合格公民就是应该这样看。
最后很重要就是法制，简单来说这是一个更新重要，更新时代，我们需要更新的思路迎接挑战，以维持和继续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最后跟大家分享两段话，第一段话是《十月围城》的台词他说“阿四，你明天早上起来想到是阿春姑娘的样子，我每天早上起来想到是中国的明天。”我觉得我们都是优秀共产党员，我是娶太太都更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有先进性，我们先进性我不仅仅看到眼前漂亮的太太，我还看到中国明天，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是“我的信心，为什么我站在这里，为什么觉得我还有信心，为什么我还有温度。”前几天我在演讲上讲，思想是有力度，生活是有温度，左手有力度，右手有温度，这两个对中国来说都需要，我温度来自哪里?我力度来自专业，我温度来自这两句话：所有的当下都将成为过去，所有的未来都成为当下。这是我的历史观，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何老师精彩演讲，我们觉得何老师的演讲在思想上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方法，如何看待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如何看待现在正在开展的综合改革。我觉得何老师的演讲对我们改革很有指导性意义，特别在以后工作当中如何思考下一步改革，寻找改革路径。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何老师精彩演讲，下面我们有一个互动环节，相信大家听了何老师精彩演讲，心里面肯定有不少的问题想向何老师请教，希望大家抓住难得的机会，积极向何老师请教。
何艳玲：我刚刚讲这个温度就是包括等一下要吃晚饭。
嘉宾：刚刚何老师也讲到关于中国文化，目前我们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不管说我们这种带有很深的政府力量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冲击下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传统，都被造成破坏。我们经过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来的改造，我们传统优秀文化价值，都没有成为主流，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权利跟资本结合下，我们今天似乎没有文化自信，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来一次重新启蒙运动，在先秦文化里面寻找安身立命之本，跟国家治国之道，为什么不行，我很大困惑就是请何老师谈谈，我们这种体制如何再寻找古老智慧，进行国家的善治?
何艳玲：我觉得你刚刚讲是一个很重要问题，我觉得我们很多年来有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说，我们可能用了一套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跟我们文化对抗，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某种价值，而且只是价值之一，而且文化本来就是多元，是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选择哪一种，意识形态的说，你只能现在这一种，在这样一种把意识形态跟文化做相对对立格局当中，我们其实就把文化东西做符号化的处理，把他认为跟我不一样就去掉，或者放在其他地方。需要重建中国的内在整合机制，因为文化东西最重要就是在于不仅仅是价值之一，很重要是社会内在根系，这是一个灵魂，很多时候我们又不言自语，中国人对家信仰，这是不言自语的东西，就在于可以促进社会整合，民族整合，文化重建很重要。
你讲就是新启蒙，我们知道欧洲现代革命很重要就是欧洲启蒙运动，包括在中国，其实也有一些学者在做新启蒙，我认为可能这个词不一定要用这个词，如何正确，更加勇敢面对几千年来的文化，重建文化在当下信仰，这很重要，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国家可以促进内在润滑剂，黏合剂，也是发动机。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治理有很多很多成熟制度安排，为什么到现在好像都认为封建主义都去掉了，好像觉得1949年国家治理跟1949年以前没有关系，这种断裂，割裂，这有很大问题，因为我最近这几年也在整理以前、过去这些基本制度，包括选官，如何选择官员，地方治理，如何政府收税都在研究，我有时候真的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前所有几年前那么有效的东西在现在您会觉得跟他没有关系，我觉得需要回到过去，站在当下回到过去，站在当下回到世界，回到过去，回到世界，再回到中国，这是我的立场，你讲这个观念我非常认同。
嘉宾：何老师好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会接触到这的学术，我们每每在国内外，在这种场合我们都会热血沸腾，我们回到工作就会觉得有时候回到现实收到重重受阻，我们国家有那么多学者，学术，有什么办法让他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包括面对政府的时候，能够推向临床，您肯定进行过类似思考，社会创新做过一个思考，跟镇街，村居，社区找一些学者开展试验，但也没有找到良方，教授说很忙基层管理者也很忙，我到现在还没有终极答案，这个可能展开，我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学术包括解决当下问题，包括正本清源，能够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的思路，因为您在演讲当中不仅提到概念的梳理，也提到制度和架构设计建立，如何在现实架构里面推向临床?
何艳玲：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很关键问题的环节。首先说明几个概念。我刚才一直在讲专业精神，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政府就是一个公职人员，公职人员在规范层面上就是把政策过程的决定，通过政策设置做出来。对政府工作人员最重要功能就是政策设计，在一般意义上。学者作用是什么，学者、研究者在于会提炼出一些因果关系，把这种因果关系传播出来。还有市场企业家做什么?企业家在创造价值，创造产品，我说这个意思什么?首先来说每个领域人都有不同定位，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揉成一团，我们没招的时候就期待研究者变成政策设置者。我们自己觉得社会总财富不够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变成企业，创造产品。
你可以看到中国这十几年来，很少有耐心说归位，中国问题就是说大多数正常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慢慢的按步就班来运行，而在中国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三个东西在同一个时间挤压式发展，逼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空间去想，理顺这些问题。这是后发展中国家本身劣势，因为人家先发展可以慢慢来，美国可以先解决了市场化问题，然后解决工业化问题，然后解决城市化问题，中国三个都是同时，由不得你想那么多。整体来说中国整个格局，这十几年一直在混同当中。我现在希望说当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以后，我们可以更好归位，更好进行结构性改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政府开始。不要想着学者、企业家可以做什么，他们都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把职业做好，就我做一个好传播者，我说任务到此结束，我思故我在，我会承担更大问题，那是另外一会市，但我职业来说我说故我在。结构问题，中国实现体制转轨，但没有实现体制转型，结构问题就在于政策和制度设计，这就是政府事情。
我真的很期待从每个个人角度来说，你就做好你自己，从政府角度来说我做一个好政策设计者是可以做到，在你来这个课程之前我是这样想，我期待就是说，你出去之后会有一点点改变，我在政策涉及路径下，我不会像张书记讲那样的话，这就是一个改变你更加专业了。我可能会讲如何设置住房保障问题，我可能出去之后不再纠缠于是否大部制问题，而是我纠缠与提供的东西是多少顺德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我能够做什么，我做什么让人民满意的东西，人民可以选择，这些小小的改变，可能在现代看不到，甚至在这几年内也看不到，但我相信当大家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一定会改变，从中国目前来说在顶层天花板不改变的情况下，这是天花板，我们需要日益月累在日常生活中的增进，我相信在座每个人可以做到，而且也是我那么累还站在上面，那么有激情在讲，还要把更大激情传递给大家，其实我内心已经全部绝望了，这是真话。我作为传播者我需要有这种激情，我的职业就需要把这种东西调动起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讲两个例子，证明我这种乐观来自哪里。
前年中央组织部在广东省选一个人，最后入选两个候选人，都算是我的学生，中组部觉得这两个人太好了，都要;还有一个在我们不远处的南海，在前年供选年轻镇长，镇长干部，最后入围十几个人里面，至少有6个人是我的学生，不是讲我的学生，我会讲到这个国家的用人，已经慢慢趋向使用更专业人，有这个方面，不是其他能力，而是他学这个专业，用更专业人来做这件事情，我会看到这一次信号，80多次提到改革都表明这个国家层次都在发生变化，我们都需要搭建一些机制，机制是连接概念和行动的最重要的一个。
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可以培训这也是一种机制，社创中心可以建立也是机制，我们未来可以创新就应该创新更多更多机制，在这里面可以促成我们的共同对话，行动，我认为是的。我们可以用这种精神做到在里面，重要就是，为什么讲生活温度了，大家会感觉这个人很崇高，我会讲日常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美好生活而活着，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立场，我们只有为自己负责，为家庭负责，最终我们才能为国家承担一些责任，这是紧密相关，不是我们变得更加高尚，而是我们要变得像一个公民，这是我基本观念，谢谢您。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活动暂时告一段落，明天上午我们还有中国公益研究院的王老师为我们做社会创新视角下社会工作系统，以及上海AHA社会创新中心顾远主任，为我们做全球视野下社会创新与政府作用，相信这两个演讲会跟我们今天下午的演讲一样精彩，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何老师的精彩演讲，今天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