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人口专家梁建章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这么一段高论：
可能没有必要12年去为了高考准备，可能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考掉了。就是缩短学制，把12年缩短到10年，那可能就是能够减轻学生的负担，也减轻家长的负担。那未来的学生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其他的东西，更好地发展。女生也可以更早地毕业，能够更有时间去生小孩，或者是做职业生涯的发展。
这话并非梁一时起意，他这种一向稳重的企业家、学者也不会在采访时妄议国事。实际上，梁早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中，便系统、详细地阐述了上述缩短学制与鼓励生育的观点。
可别急着反驳，一定要先学习下梁老师的精神，不要辜负他的一番努力。然后你就会十分感动，并且说出：
Noooooooo…
缩短学制，公平之害
这将是你这辈子说过的最长的一个no。
很简单，即便忽略一些表述上可能有点惹人嫌的内容比如“更有时间去生小孩”，缩短学制不管对中国女性，还是中国男性，都不啻教育的倒退，更是整个人生的灭顶之灾。
历史上，缩短学制这事儿，不谈个别、局部的，哪怕在全国范围，我们也并非没经历过。最近的一次可以说是“被迫”的，就是2003年期间的“非典”。
严格来说，非典并没有导致学制的改变，但却在客观上减少了学生的在校时长。而这些“本应上学”的时间，国家推出了“空中课堂”等措施来弥补。
但结果是大同小异的——空中课堂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虽然学制没有缩短，学生获取的教育也确实不足。有关部门察觉到了这点，并对考试做出了调整：当年无论小升初、初升高，难度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高考难度虽没有明显降低（甚至偏高），但录取分数线也创下了历史低记录。
这就导致发生了一些十分荒谬之事。因为中考只考三科且难度极低，别说高分学生，就连满分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当年的北京，中考“恰恰”满分者，只能拿到全市三位数的排名。
排名更靠前者，则是拥有各项加分的小超人们。无论市三好学生，体育、艺术特长生（当年还未取消），抑或少民，都超过了一众满分者，跃居前列。
加分本是常态，执行偶有疏漏，总体并非不公。在教育成果所展示出的分数差距较大时，加分在实际意义上聊胜于无（例如贫困地区少民即便有大幅加分，也难以望通常学生分数项背），只是个形式公平的体现；但在教育“缩水”导致分数“缩水”后，加分的意义就被极度放大了。
简而言之，教育本身越“精简”，教育以外的“上升因素”就越多，教育的公平性就越差。
而在非典之前，缩短学制的情况也并非没有发生过，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革”。至于“文革”时期的考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教育该有的形态，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简而言之，在并无有效方法可在缩短学制同时维持教育质量不变的前提下（这一前提在世界范围内十分广泛且将持续很久），缩短学制可能导致什么？
1. 教育质量下降，考试难度下降，教育外因素突显，公平性变差；
2. 教育质量下降，考试难度不变，考试考察失效，依赖教育外因素，无公平可言。
第一种情况我们在“非典”中已经见到了，而第二种情况在“文革”时也确实发生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
说白了，靠运气，或者靠关系。
在中国古代，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发明之前，也有类似的“举孝廉”等落后取士制度。谁如果觉得那种“教育”更科学可取，不妨从小让孩子学习《弟子规》，争取成为未来有竞争力的人才。
你以为学制还没缩短吗？
运气或者关系，正是现行教育体制在筛除人才时，竭力回避尚且不及的因素。
相信大多数读者并没有自信靠荣誉、特长乃至少民为孩子打出一片天，那么学制缩短、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社会又怎么承担得起？顺便，如果大多数人都能走上加分之路，那这加分跟没有也就没区别了，大概不难理解。
但是，梁博士的主张，并没有在社交媒体引发轩然大波。其原因也不难理解——有条件并有心情在互联网讨论教育话题，并看到梁博士发言者，大概普遍自居中产，认为自己并不是那“大多数人”。
这么说也没错。因为中产本来也不依赖学校那些教育，或者说学校教育在中产手中，只是和“穷人”拉开差距的工具罢了。
在穷人眼中，小初高学制从12年缩短到10年（如梁建章所言），那就是确确实实地少了两年。
在中产眼中，“12年缩短到10年”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小、初、高学制始终都是14年或者15年，无非是从“学校12年，课外两三年”变成“学校10年，课外四五年”罢了。
大量自愿的、自费的补习班、私教乃至昂贵的私校，是富豪和中产有恃无恐的根据。中产们知道“靠运气、靠关系”都是落后的，所以他们靠钱。
现实中，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行，学校授课内容不断被压缩，虽然“学制缩短、教育质量不变”的奇迹尚未发生在这片土地，“学制不变、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却已确实造成了。当然，这一“教育质量下降”仅对穷人而言。
近些年课外教育市场以及私立学校的火热，也与国家不断降低数学、英语难度关系密切。最有趣的现象是，在名校授课的老师纷纷辞职转为私教：虽然他们培养的人才更少了，但他们个人的收入却呈几十倍的增加——这可以说是教育政策在公、私迁移上最显著的外化。
我们无意责怪老师。实际上，中国教育的一大问题就在于师资严重不足，如今好老师向私教迁移，“先满足少数人教育需求”的成果，无非是“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的自然延伸，但这种延伸对于多数人却是倒退。经济的“蛋糕”可以做大，“先富帮后富”至少理论可行；但教育的蛋糕，以今日而言，还有“做大”的机会吗？
国家压缩公立教育促使个人开小灶的思路，与国家延迟退休促使个人、家庭为养老买单的思路如出一辙。最大的受害者是数量最多的普通人，而中产和富豪们只要舍得多出一点成本，结局并无大碍。
这种“成本”其实一直存在。哪怕在公立教育质量较高的80、90年代，手里有点小钱的家长同样能培养成绩更好的孩子。而花钱的途径也从来不啻“增加教育时长”：
增加教育时长以提升质量类：补习班，私教，辅导书和今日的“知识付费”；
2. 直接提升教育质量类：私立学校；
3. 求加分类：培养艺术、体育特长，特长加分在有些地区已失效，原因可能是花钱较少、门槛较低；
4. 另辟蹊径类：不必纠结国内学校，出国上大学乃至出国上初、高中即可，十分昂贵；
5. 违法乱纪类：想办法搞到不正当的少民身份，或者取得高考优势地区的户口，十分昂贵。
如果以更开放、更具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质量早就已经是纯粹的“money talks”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好事，某种意义上也没错。但要注意的是，向欧美靠近容易，向80、90年代回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