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首次出现绝对下降，关于“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讨论成为社会热点。但到底如何客观和发展性地认识人口红利，尤其如何看待其当期收益背后的远期风险，如何未雨绸缪应对人口演变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都还值得深入讨论和反思。
人口因素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最能动的要素，从最粗浅的层面来理解人口红利，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待抚养或赡养人口相对较少，推动国家经济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方向发展。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以及人口负增长年代即将到来，人们不免担忧人口红利消失，并因此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引发养老保障等诸多问题。
但首先，从数量上讲，劳动力的认定有赖于劳动年龄的界定。在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社会劳动强度减轻、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社会劳动形式日趋多元的今天，整个社会的可用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而通过提高既有劳动力的参与度也将直接决定有效劳动力总量。因此，即便是数量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亦非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迅速消失。
其次，从质量上讲，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及发展方式转变，归根到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因此，人口红利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数量多少的问题。很多的论述都预设了劳动生产率恒定不变，因此，劳动力多寡直接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多寡。然而，严谨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要转换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即人均劳动生产率才有意义。因此，仅着眼于年轻人占比或人口年龄结构来简单地谈人口红利，就忽视了背后应该着重考虑的人口智力结构、技能结构、社会劳动力需求结构及其他因素综合决定的劳动生产率。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不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变化，简单的劳动力数量占比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只是把未来需要支出的年轻人的储蓄，提前透支给当前的社会投资和消费而已。但既然是透支，就迟早要归还，除非这种提前消耗带来的投资回报足以支撑以后对于这些劳动力的社会赡养支出，不然就只是群体性地寅吃卯粮，并非国家之福。因此，在简单人口红利时期，充分利用社会储蓄进行教育投资、创新投资、制度建设，努力提升这些先期支出财富的回报率，将建立在劳动力数量基础上的“人口红利”，用于创造“人才红利”，而不是用于简单的消费与消耗，才是明智之选。
这就需要我们有发展性的人口红利观。这里，笔者愿意选择“人的红利”这一名词来统称传统的“人口红利”和面向未来的“人才红利”。“人口红利”，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侧重于人的数量;“人才红利”，则侧重于人的知识技能，这在生产与服务日趋复杂和智能化的未来，是必然要求。简言之，人口数量是“人的红利”的躯壳，人的质量才是其灵魂。
正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以人口数量作为看待“人的红利”多寡的标准，才会不假思索地冠以“人口红利”的称呼，也才会担忧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等会带来养老保障受损、生产竞争力下降甚至综合国力衰减等问题。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有更多年轻人来供养老年人是社会之福，二是人口数量是生产竞争力及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关于后者，前文讨论过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才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已经可以做出反驳。关于前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话：“政府和社会并不能创造财富，它们只是分配财富”。说白了，就是每个人本质上都只能自食其力来养老，即靠自己劳动时创造的财富来养活不劳动时的自己。简单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无非是提前消耗人们年轻时候创造的财富而已，它潜藏着远期的“人口负债”风险，到那时这些被提前透支财富的老年人该如何自处呢？如果不能一直维持这样的寅吃卯粮或没能提高社会创造财富的效率，终会自食其果。
作为应对，我们一来要推动“人的红利”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及科技兴国战略等举措的出台，巨大的质量型“人才红利”将被逐渐激发出来。二来需要顺势而谋，反思现有养老金制度等社会设计是否能适应“自我负责”这样一种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社会制度设计，只有考虑到无论人口增长还是人口减少都不会难以为继的种种可能，方可泽被后世。
围绕“人口红利”遭遇可持续危机的讨论和反思，如能推动我们对现行的社会保障等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做出深思熟虑的改革和完善，则可实现危机面前的良性转换。笔者期待这样的局面。(作者是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