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戚本禹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几位同戚本禹共过事的老同志，对这本书进行了座谈。他们是：
逄先知，1950年3月2日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在中南海，后改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调入的时间，分别是：
吕澄，1949年8月9日，当时在香山。
沈栋年，1950年5月6日。
王象乾，1950年3月2日。
李公绰，1949年5月，当时在香山，是第一个帮助田家英处理群众来信的。因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此次座谈时，他通过电话表达意见。
除逄先知外，其他4人都是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八司马”的成员。
以下是这次座谈的纪要。
座谈中，大家对下面几个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第一，戚本禹是什么人？
我们同戚本禹都相处十多年，对他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很用功，爱钻研问题，有能力，能说会道。但毛病实在不少：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地尽力向上爬，总想出人头地，嫉妒心十分强，整起人来下手很狠，还爱拉帮结伙。他的这些毛病，在“文革”中恶性膨胀，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北京市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上的“戚大帅”，干了许多天怒人怨的坏事。毛主席说：“王、关、戚要打倒总理、老帅”，“不是好人”。周总理说：“戚本禹是到处伸手的野心家”。陈毅说：“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
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以其自以为是的膨胀个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固立场，他对自己的罪行不思悔改，对给他带来“人生辉煌”的“文化大革命”无限留恋，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戚本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回忆录》？
大家一致认为，《回忆录》谎话太多。他在去世前抛出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要在身后留下所谓“真相”，以此博得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的好奇和好感，甚至是“同情”。但戚本禹的真实用心，却不这么简单，必须揭破。
一是他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极力美化江青，为他自己“文革”中的罪行翻案。在戚本禹的所谓“回忆”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无论他是否接触过，在他笔下都不是好人，让人觉得“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中，似乎真的存在一个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一辈革命家应该被打倒。
二是他自吹自擂，抬高身份，洗刷罪行，为自己叫屈翻案。戚本禹写的“文革”前的内容，就一个主题：自己如何能干，同事们如何不行，自己如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和江青的信任。写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也是一个主题：处处为自己洗刷罪行，他犯下的恶行，似乎都事出有因，而且坏事都是别人干的，相反自己做了许多“好事”。
第三，《回忆录》叙述的事情有怎样的迷惑性？
确实要承认，戚本禹很会写“回忆”。可惜，他的才能在政治上没有用在正道，在《回忆录》里也是把假的说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事情编得很圆，因此很有迷惑性。其迷惑性有三：一是，他在中南海有18年的工作经历，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名人”，介入了许多事，人们会认为他的回忆揭了许多“秘密”，“有价值”。二是，他很善于编造一些“故事”情节，添枝加叶，用一些生动的语言，细致的描写，吸引读者的眼球。三是，戚本禹是笔杆子出身，有一套歪理，能把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加以发挥，把“故事”讲圆，使之看起来很有逻辑。
戚本禹在《回忆录.后记》中，信誓旦旦地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但是，在当事人、知情人看来，特别是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相对照，情况正好相反，而且很容易看出他的叙述破绽，很多都是谎言。
我们几个都是与戚本禹共过事的人。以下大体按照《回忆录》的顺序,按照他所讲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根据同他接触中所了解的情况，并运用一些档案材料，来揭穿戚本禹的谎言，还原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至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更恶劣的表现，因为我们几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迫害，有的还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就只能期待熟悉那段实际情况的人来澄清了。
一、为毛主席读报、摘报的来龙去脉
1950年5月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分为两个组。一个是信访组，任务是处理群众给毛主席的信件；另一个是读报组，为毛主席读报，搞摘报，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为此，每省的报纸都订了一份，按地区分到每个人。读报组组长是吕澄，组员有韩瑞定、戚本禹、张冠俦、马芷荪、逄先知等。除戚、逄外，都是大学生。室领导彭达彰分管读报组，办了一个内部资料《读报摘要》。每一个人分看一个地区或两三个地区的报纸。各人把当天阅读过的报纸中认为重要的内容摘出来，交彭达彰选择、汇总、定稿，再打字送毛主席。
关于读报摘报的情况，《回忆录》专门列了一章，写了一段很长而又很详细的文字，不知情的人很容易受骗。
《回忆录》说：
当时，我主要负责阅读、摘录华北地区的报纸，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当我看到《山西日报》上一篇关于山西省农民合作化的报道后，就把它送给主席了。这篇报道主席划得满篇都黑了。这份报纸应该不会销毁的，主席虽然没批话，但满篇有划道，有划圈，要能找出来，那就是一份很重要、很珍贵的历史文件。李顺达就是在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后闻名全国的。还有山西申纪兰搞合作化的事迹，也是我报告上去之后，引起主席重视的。其他地区的报章，由秘书室其他人负责，但我有时也浏览，凡看到农村出现新富农、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我立即把有关报道报告上去了，这类报告主席都会划圈。
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