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1939年6月28日傍晚，一艘庞大的货轮摇晃着身子，缓缓地驶出宁波镇海港，铁链摩擦船体发出的声响，在江风中铮铮低沉着。甬江岸边站满了身穿麻衣破布的老百姓，沉默地目送这艘大船出港。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航行，船上除了几名船员外，就只剩下水密隔舱里的那上千斤烈性炸药。
货轮沿着甬江主航道行进，到达约定好的地点后，船长将船首调整至朝宁波鄞县方向。拉响了汽笛，点燃炸药引线，随后同几名船员匆匆搭小艇逃离。不一会儿，江面上响起沉闷的爆炸声，船体受到冲击后猛烈晃动，随后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升起，在厚重的黑暗包围下，货轮沉入江底。
这艘船的主人是宁波船王陈顺通，名字叫做“太平轮”。自杀式沉船是局势所迫，也是义无反顾。沉船三天前，日军对镇海一带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轰炸。箭在弦上，形势紧迫，为了拖延日军登陆，27日国民政府紧急发电，要求“太平轮”立即驶向甬江主航道，沉船阻拦日军舰队。
陈顺通对太平轮做了最后的嘱托，“沉船时必须挂好国旗，务必将船首指向我的家乡。”而在太平轮自沉甬江航道之前，他船队里的“源长轮”已经在1937年江阴保卫战中自沉长江，作为防御的阻塞工事。这种活生生用一道“肉身”叠起的防御工事，昂贵悲壮却又无可奈何。
航运业的属性，自带政治二字。在战争年代，船队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交战双发激烈争夺的对象，甚至不惜自沉也要避免落于敌手。陈顺通旗下共有四艘巨轮，两艘被日军扣押，两艘则捐躯阻敌。太平轮沉江后，陈顺通手上再无可用之船，1949年他抱憾而终，一代船王谢幕。
同样在1949年，另外一艘名叫“太平轮”的客轮，在漆黑的宁波舟山海域撞船沉没，船上932人罹难，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就是该船的股东之一，这次海难后来被吴宇森拍成电影。两艘太平轮的悲惨命运，似乎给了民国时代的中国航运业某种暗示：家国飘零之下，何来繁荣太平？
陈顺通的生平，是民国航运的命运缩影，也是宁波商帮的精神写照。
宁波，这个地处东海之滨的港口城市，自古以来就与海密不可分。宁波二字，便取自“海定则波宁”之义。明清时倭寇不断，抗战时饱经战火，看惯了海上的大风大浪的宁波人，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冒险的精神。宁波镇海人邵逸夫曾说过：“宁波人从小就立志做大事，而这大事就是经商。”
对靠海吃海的宁波人来说，航运是经商的必然选择。从虞洽卿、陈顺通，到董浩云、包玉刚，这个地方走出了一代代船王，不论是闯荡上海滩一战成名的船界元老，还是转战香港创业褴褛的航运新贵，命运始终在时代洪流和行业周期中激荡。船王的故事，是个人奋斗史，也是民族航运史。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面帆徐徐升起。中国航运的历史被战争打断了，但船王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虞洽卿1. 枭雄从宁波到上海，有陆路和水路两条路。在民国时代，绝大多数宁波人闯荡上海都选择水路，在宁波江北码头乘坐小火轮，颠簸十几个小时后，抵达外滩十六铺。
宁波地形多低山丘陵，天气多台风、暴雨、干旱、冰雹、低温、霜冻[1]，山多人多地又少，自然灾害频发。旧时食不果腹的日子使宁波人自幼就出去闯生活，上海开埠后，其距离优势和商业氛围成为无数宁波人的首选。曾有人统计，解放前，三个上海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宁波籍。
1881年的某个清晨，14岁的虞洽卿与母亲告别，搭乘木舟到江北码头，然后换乘轮船顺着申甬线赴沪。申甬线为官办招商局和外商太古运营，船长和大副都是洋人，对统舱的乘客态度恶劣。挤在一众闯荡上海滩的穷苦宁波人之间，虞洽卿自然想不到，日后自己的轮船会主宰这条航线。
虞洽卿学徒出身，买办起家。初至上海滩在颜料行里跑腿做业务，商人的眼光与精明开始显露；后为洋行买办，斡旋各方势力之间。洋人与劳工、官场与黑道，别人避之不及的关系，都是他大展身手的地方。政商经营在其后半生里运用得炉火纯青，为事业开展铺设了道路。
支持段祺瑞，援助孙中山，施恩蒋介石，结交杜月笙，虞洽卿左右逢源，交友上至军政首脑，下至流氓大亨。他曾经在辛亥革命中，携巨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和平光复苏州；也曾经联络江浙财团暗中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虞洽卿曾经总结道：“做人要有两幅面孔。”
一个商人的重要特质在于，发现机会与利用资源。彼时的中国航运，正在等待一个夹缝中看见机会的人。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江海资源的国度，康熙二十三年取消海禁后，木船运输急速增长，沿海沿江地区贸易日渐昌盛。但当古老帝国的破败木船，遇到外国资本的崭新火轮时，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太古、怡和等外资公司的船只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一度占据中国航运业的90%。
为了对抗外国资本，官办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成立，国内航运逐渐形成了太古、怡和、招商局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时而激烈商战，时而合谋提价。
中国经济逐渐走出小农社会的封闭状态后，贸易连年增长，三大巨头无法满足飞速增长的货运需求。虞洽卿看准了航运业里的巨大商机，决定投身其中。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先后买入宁绍轮和甬兴轮，于1908年成立“宁绍轮船公司”，开始时只是走宁波到上海的航线。
1913年虞洽卿又设立“三北轮船公司”，自此拉开了他航运帝国的序幕。
航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从古至今皆是如此。不论造新船还是买旧轮，耗资甚巨。但若想在竞争中盈利，船队规模极其重要。只要船队规模大，船只调度灵活就可快速占据市场。为了快速扩张船队，船运公司会通过以船抵押借贷的方式实现“船生船”。因此，航运业天生与高负债率如影随形。
虞洽卿天赋过人，一入行便掌握了行业精髓。早在1908年，他便与宁波帮商人共同成立了四明银行。三北公司成立之后，虞洽卿将购买的旧船粉饰一新，抵押给四明银行，套出比买价更多的资金来继续买船，最后船越买越多。这种“金融+产业”联动的高杠杆模式，日后会被无数中国企业家复制。
除了借力金融，还有天时配合。三北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商势力缩回到欧洲本土，三北发展遇到了难得的窗口期。战争动乱时期国内物资需求旺盛，船只往往供不应求。航运作为典型的需求主导型行业，外部需求强烈促使船商扩大运力，增加船只以占据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