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者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有机会分别采访到一对杰出的伉俪，当属难得的遇见。记得那一次采访著名陶艺大师朱乐耕老师时，提及夫人方李莉，他只讲了一句，“我夫人也是很厉害的哦”，口气中亦是满满的骄傲和欣赏。
此次采访方李莉，就在他们位于北京的家中。夫妇二人极爱自然，各种果树、竹子等绿植种满庭院，屋内墙壁的陶艺装饰及各种陶瓷用具、摆件都是朱乐耕亲手烧制的，看得出，他们不仅崇尚自然，更是极富生活情趣。地下室的小型展区内，是朱乐耕不同时期创作的一些经典陶艺作品，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不仅是记忆的留存，更是他们一路风雨同行的见证和陪伴。
当年，方李莉要去北京读博士，朱乐耕非常支持，认为艺术创作重要的还是要在观念上提高认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到中国文化和艺术研究的中心去感受新的文化艺术思潮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是在北京，方李莉走向了一条不归的理论研究之路。后来，方李莉做西部课题的考察，在陕北小程村，由于正值春节，没人与其同行，朱乐耕便自告奋勇陪同，一路上帮助拍摄了1000多张照片和几十个小时的录像……每一次，在方李莉最难的时候，都有朱乐耕的陪伴和鼓励。
虽成长于景德镇，但当年的方李莉最喜欢写文章和画画，小资情调颇浓，对工匠艺术并不赏识，深知此点的朱乐耕便常常带她到昌江河畔漫步，为她讲工匠的故事。昌江河畔尽是景德镇历代的青花碎瓷片，随手捡拾一块，非明代既清代，其精彩的纹饰常常令方李莉惊叹不已，“陶工们草草逸逸的几笔，信手掂来的一幅图画，竟然是那样的生动而又富有生活气息，”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方李莉开始真正认识到民众文化的价值，她坦言，日后会去学习人类学，去关注底层人的艺术，起点该是这昌江河畔。
17岁相识，从画友到同门师兄妹，从夫妻到同事，几十年来，共同的志向、理想，让他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都说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他们的婚姻无疑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见证。
她关注社会现实，着眼国家发展需要，秉承务实学术之风，展示了中国一代学人的风范。她以前瞻性的思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尽显了一个文化学者的责任和担当。
一 印象方李莉：执着而充满力量
这是一次触动人心的采访，因为始终有一种精神在敲击着灵魂。
如果说，是关于艺术的梦想，让方李莉在田野考察的道路上追寻了20年，不如说，更是一种责任，让她能够以最大的勇气，去了解历史、唤醒历史，并以此找到这个国家通往未来的路。
事实上，我们很难想象，过去的20年间，一位女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的历程中，曾经历过怎样的辛酸和不易，但可以听到的故事，便足够震撼人心。
面对记者，方李莉的讲述中，有学者对国家的责任，有个人对理想的追逐，更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激和对儿子疏于陪伴的歉疚……而这些，构成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学者形象。
当年，为了解贵州苗族中欧共建的“生态博物馆”能否将传统文化保持下来，她深入条件异常艰苦的苗寨，每天翻山越岭行走30公里，有一次，甚至不顾骨折的病体，坐着轮椅前往考察……
为调查陕北春节期间的民俗与文化艺术，她不惜放弃与家人团聚，和剪花姨婆在窑洞过春节，随同榆林秧歌队走乡串户演出，与他们同吃同住，多少个不眠之夜是在与20多人挤在一起的大炕上度过，忍受着跳蚤，甚至半夜要跑到很远地方如厕……
为了解藏民如何与大自然互动，她不顾危险，亲自驾车穿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克服种种高原严寒、缺氧等恶劣条件，圆满完成既定课题任务。从风火山，到唐古拉山，再到橡皮山……这大概也打破了女性学者自驾考察高原地带的记录，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考察调研成果也并不多见。
“遇到过很多困难，经历过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很浪漫，但有时真的会流泪。”她坦言，很感谢丈夫的一路支持，“最难的时候，他和我讲，你想想马林诺夫斯基到原始森林地区做田野考察，不知道比你的境况苦多少倍，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得做下去，我陪着你。”
整整8年时间，方李莉率领的课题组完成了73篇有关西部不同地区人文资源的个案研究报告，和一批极具影响力的著述，特别是她提出的“从遗产到资源”及“遗产资源论”的理论命题，不仅对西部人文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新农村建设、文化的自主创新、道德重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重要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可行的思路。
当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几乎都沉浸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时，她却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未来走向的忧虑和思考，随后，她走进景德镇，探访了大量民间陶瓷工匠，做田野，做口述史，去寻找即将消失的手艺。从最初单纯的记录，到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去分析，她以近20年的持续关注，为景德镇，也为中国古老陶瓷艺术再领风骚寻到了新的生命力。
2012年，她与哈佛大学南希教授共同策划的“新瓷－景德镇百年瓷艺（1910－2012）”的陶瓷艺术展，把景德镇各个历史阶段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推向了国际舞台，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她让世界不仅看到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的百年沧桑变迁，更看到近百年来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不同认知历程；2014年，她耗时十余年所著《中国陶瓷史》，成为世界首部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完成的，文字最多、篇幅最大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陶瓷史著作，目前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到全球，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窗口……
可以说，她花费了几乎20年的时间，只为研究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以何种形式在当代社会得以重构和再生。因为，她始终坚信，文化是多元存在的，有一天，中国文化定可重新启迪西方文化，而民间文化也会和精英文化同等重要。
今天当“一带一路”的倡议从历史深处走来时，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所在的城市中，很大一部分身处西部，而方李莉对西部地区的研究，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她的很多著述中对中国历史的探究，不仅可以升腾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更将成为“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然路径选择和理论之基。
作为中国第一个艺术人类学博士后和费孝通先生的得意门生，可以说，方李莉在艺术人类学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开创性的求索之路，同时，为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发扬光大，她在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和传承上倾尽心血。2003年，她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开艺术人类学公共课，同时创立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为实现跨学科的交叉合作，她联合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学科的优势力量，在费孝通先生的鼎力支持下，筹备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并任会长。如今的学会，已从成立之初的100多人，发展到如今1000多人，并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与建设的高级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