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部时间4月15日，第103届普利策奖将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公布。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普利策奖在新闻、文学、音乐和戏剧等方面的深远影响离不开它的创立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敏锐和长远目光。
1902年，普利策提出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世界级的新闻学院。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诞生。1913年，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大楼建成开放。1917年颁发了第一个普利策奖。
在2019年的普利策奖揭晓之际，我们与大家一同回顾约瑟夫·普利策先生的传奇一生。
约瑟夫·普利策 (Library of Congress/via JTA)
1.
早年生活约瑟夫·普利策于1847年4月10日生于匈牙利毛科市，父亲是一名富裕的匈牙利马扎尔与犹太混血粮商。青年时的普利策渴望成为一名军人，他曾应征奥地利军团、法国外籍军团和英国驻印度军队，但均因其不佳的身体状况和视力遭到拒绝。后来，在德国汉堡，普利策遇到了一位为美国联邦军队征兵的人并成功应征入伍，奔赴美国内战。
但当船只抵达波士顿时，普利策弃船而走，带着他的入伍补助金游到了岸边。随后他又在林肯骑兵队服役一年。几经辗转，最后他在圣路易斯找到了工作。那段时间他经常沉浸在圣路易斯商业图书馆当中，学习英语和法律。
普利策职业生涯的重大机遇是在图书馆的象棋室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的。在观看两个常客下棋时，他对一步棋的敏锐判断折服了两位棋手，于是他们和普利策聊了起来。这两位棋手恰好是一份德语大报《西方邮报》的编辑。接着，他们邀请普利策去该报工作。
1872年，得到工作四年之后，年轻的普利策已经颇具声望，是个孜孜不倦、富于进取心的记者。由于报社老板的破产，普利策获得了报社的实际拥有权。25岁时，普利策成为了一名出版商，并在接下来一系列成功的商业运作中成为了《圣路易斯邮报》的老板，以及新闻业界一枚冉冉升起的新星。
2.个人改变同年早期，普利策同来自华盛顿的社会名流凯特·戴维斯在美国圣公会教堂步入婚姻殿堂。这个曾经在圣路易斯贫民街道的流浪汉、被嘲笑叫做“犹太人乔”的年轻匈牙利移民，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并且还成为了一名演说家、作家、精通英语的编辑。他优雅的服饰，英俊的红棕色胡须和夹鼻眼镜，使他和圣路易斯的社会精英看起来一样，享受着时髦聚会上的舞会和公园里的马术。
但这种生活方式在他掌控《圣路易斯邮报》的所有权之后被立刻摒弃了。
詹姆斯·怀曼·巴雷特，《纽约世界报》的最后一任城市版编辑，在他撰写的《约瑟夫·普利策和他的世界》（Joseph Pulitzer and His World）一书中，这样描写普利策在拥有《圣路易斯邮报》之后的工作状态：“（他）从清晨伏案工作到深夜甚至更晚，对报社的一切都倾注着热爱。”
为了让公众认可他的报纸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普利策发表了言论强烈的调查文章和社论，谴责政府腐败、富有的逃税者和投机商人。这一平民主义的举措非常有效，发行量大增，报纸取得成功。如果普利策有幸能知道他后来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体系中，授予揭露腐败专题的奖项比授予其他专题的都多，他肯定会感到非常欣慰。
3.健康恶化普利策为他拼命三郎式的工作方式付出了代价，他的健康遭到了破坏。由于视力下降，普利策和妻子于1883年去往纽约，准备按照医生的要求乘坐轮船赴欧洲进行休假。但普利策非常固执，他没有在纽约登船，而是和金融家杰·古尔德会面，协商购买《纽约世界报》的相关事宜，当时该报正处于财务困境之中。
普利策抛开了他严重的健康问题，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方向，为《纽约世界报》带来了巴雷特称之为编辑方针、内容以及形式上的“一人革命”。他采用了一些与提高《圣路易斯邮报》发行量相同的技巧，讨伐公共和私有部门的腐败，在新闻栏目中使用一连串耸人听闻的报道，第一次在报纸中大幅运用插画，并且制造新闻噱头。
在最成功的一次宣传中，《纽约世界报》发起公众捐赠活动，为在纽约港入口处建造自由女神像基座筹款，使得当时在法国等待运输的自由女神有了安放之处。
4.磨难重重这种模式的效果非常显著，在此后十年中《纽约世界报》所有版本的发行量攀升至六十万份，并且统治了全国报纸发行量的最大份额。但出乎意料的是，普利策本人成为了发行量大战中的受害者。《太阳报》（The Sun）的出版商查尔斯·安德森·德纳因为觊觎《纽约世界报》的成功而针对普利策发表了恶意的人身攻击，称他是“违背了自己种族和宗教的犹太人”。这种无休止的攻击就是在试图离间纽约犹太团体与《纽约世界报》。
普利策的健康状况在这次事件的磨难中恶化，1890年，43岁的他从《纽约世界报》辞去总编职务，从此以后再没有回到新闻编辑室中。他最终失明，并在深度神经衰弱中患上了一种对噪音极其敏感的疾病。他在国外苦苦寻找治疗方案，然而最终无果。
他此后二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隔音的“地下室”中度过，他自己形容，无论是在他的“自由号”游艇上，还是在缅因州巴尔港的静修地“寂静塔”中，还是在纽约的宅邸中。那些年里，尽管他非常频繁地出行，普利策仍旧对报纸的编辑和报业的发展方向保持着密切掌控。为了确保通讯的保密性，他依靠一本写满了代码的笔记本工作，其中包含约两万个名字和术语。
5.战争年代1896到1898年间，普利策陷入了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日报》的发行量战争中。在当时，对于耸人听闻和捏造新闻还没有明确的限制。当古巴人反抗西班牙人的统治时，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希望通过煽动反西班牙人的愤怒情绪来一决高下。他们都号召美国向西班牙发起战争，尤其是在1898年2月15日美国缅因号战舰于哈瓦那港神秘爆炸并沉入海底之后。美国国会对强烈抗议做出了回应，宣布以战争作为解决方式。在长达四个月的战争后，普利策宣布停止“黄色新闻”（通过夸张渲染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
《纽约世界报》变得更加克制，并成为了许多事件中民主党在新闻言论上的代表性声音。在历史学家眼中，普利策在“黄色新闻”上的失误不能掩盖他在公共服务事业上的成就。他勇敢并且成功地鞭挞了政府和商业中的腐败问题。他在很大程度上为反托拉斯法和保险行业规范的通过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