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辉 姜久明)黑龙江省黑河市是中国的边境城市，与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这两座城市被称为“中俄双子城”，这里夏季雨热同期，冬季酷寒干燥，自然条件相对恶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河市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旅游人数不断增加，急需打开国际市场通道，培育国际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也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实需求，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交通运输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两国政府共同动议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阿穆尔河）大桥（简称黑龙江大桥），这也是我国高纬度寒冷地区首座钢结构矮塔斜拉桥。
黑龙江大桥由两国共同建设，涉及到双方国家交通、海关、外交等多个行业、部门。这样的桥谁也没有建过，推动大桥建设落到实处谈何容易。
为此，项目建设前后酝酿了28年，最后开创性地提出“贷款建桥、同步建设、共同运营、收费还贷”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新模式。在这背后，有这么一帮路桥人，甘愿倾注心血，用时间谱写大桥建设征程，用专业与执著唱响一曲路桥建设者的赞歌。
中俄建设者合影。
坚守源于责任
阳春3月，当各地开始回暖的时候，黑龙江仍是一片沉寂，风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江面冻得比路面还硬。
从地面爬56层台阶到大桥钢梁作业现场，顶风走过580米的施工便道，便是黑龙江大桥的合龙处。这段路，黑龙江大桥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黑龙江大桥公司）董事长黄云涌不知走了多少遍。站在江中心的施工平台，看着对面俄罗斯忙碌的建设现场，黄云涌轻叹了声：“真不容易啊！”
确实不容易。
黑龙江大桥项目于1988年7月动议建设，经过中俄两国政府代表团的多轮艰苦会谈，两国在1995年6月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共同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河）大桥的协定》（简称《建桥协定》）。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了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但由于俄方原因，项目未能开工建设，一度处于停滞阶段，这一停就是8年。
8年时间，对任何桥梁建设来说都不算短。要说辛苦，言语总是词不达意，时间是最好的叙述者。
“前期大家做了十几年的准备工作，但是确切的建设模式还是未知，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工建设，但大家仍需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个过程真的很难。”黑龙江阿穆尔河大桥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合资公司）总工程师武晓文说，属于路桥人的浪漫就是见证路桥工程在自己的手中建起来，不确定性是大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大桥建设情况还未明朗，为此拼尽全力并非易事。
在黑龙江大桥项目介绍厅里，展示着历来推进大桥项目的团队及成员名单，这些名字见证着大桥建设背后付出的心血。“名单上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不舍得在名字上加上黑框，大桥推进工作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开展的，他们就是巨人。”黑龙江大桥公司专职副书记尹国宏说，大家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们的尊重，这份敬意与大桥同在。
说到对路桥人的敬重，1994年就参与到黑龙江大桥项目前期推进工作、负责翻译工作的刘颂今对黑龙江大桥建设者有着很深的感情，“路桥人的执着很动人，从图纸到建设，从无到有，这是一个创造与付出的过程。”
坚守的背后是黑龙江大桥建设者对责任的认识。
“上次在工地上遇到来看大桥建设进展的长发村村民，他说等大桥建设完要请我吃开江鱼。”黑龙江大桥公司副总经理董德惠负责项目现场施工，他在工地上转悠的时间最久，和周边居民打交道最多，“说到自己是黑龙江大桥的建设者，周边人都多一份尊重，这身上就多一份责任，这责任挑上肩再卸下去就难咯。”
“不过，等桥建好了，这开江鱼我一定去吃。”董德惠说了句玩笑话，但是从言语中能感受到，他对大桥、对当地居民的真挚情感“不开玩笑”。
大桥施工现场。
桥是“谈”出来的
从2005年起，虽然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但中俄双方从未放弃对黑龙江大桥的推进。2013年，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受省委、省政府的委托，成立了黑龙江大桥项目工作组，组建中俄黑龙江大桥建设团队，拉开了与俄方会谈的序幕。
2015年9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见证下，中俄两国交通运输部长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建桥协定>修订议定书》。
《<建桥协定>修订议定书》的签订，意味着黑龙江大桥有了指导性的建设办法，也标志着黑龙江大桥推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在议定书签订的背后是无数个不眠夜，无数次会晤洽谈，无数次的协商与争辩。
33次，是从2013年10月份到2016年12月份中俄两方代表团会谈的次数，平均下来基本上一个月一次。因为是涉外会谈，关乎国家利益，各项议案，各处细节都要严谨，每次会谈前的准备工作就要花上一周到半个月，会谈结束后整理会议纪要，紧接着可能就得准备下一次会谈材料。
高强度的工作不允许大家有充分休息时间，有人错过了自己孩子出生的美好瞬间；有人没能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说陪伴家人都是奢侈，很多时候是借着去哈尔滨出差机会看家人一眼。
随着会谈内容的细化，双方开始就特许合同、贷款、施工组织模式等具体工作进行小组会谈，工作量激增。因为是贷款修桥，就涉及到政府、公司、银行三方工作人员，中俄两国共六方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工作量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增加，而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用黄云涌的话说就是，“对接的单位、事项、人员多到‘令人头皮发麻’。”
同时，语言不便的问题也在这时候体现出来，对接事项多，还需要通过翻译人员进行转述，一句话要说三四遍，一天下来喝多少水嘴唇都发干。回想起这段工作黄云涌很感慨，“涉及到国家利益是分毫必争，实在谈不下去就中场休息，茶歇过程中再协商，换个交流氛围效果会好很多。”
常常是到了最后一班船要出发，或者是最后一班飞机要起飞，双方代表团才能确定下会谈结果。“会谈结束简单握个手，就得往机场跑。有一次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回黑河的最后一班船都已停运，代表团只好联系海事局，最后由海事局派船把人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接回来。”这样“印象深刻”的会谈，黄云涌没少经历。
随着会谈次数的增加，双方逐渐熟悉，大家会寻求更高效的工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