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法院处理“无主房产”的新闻，成为网上热议的焦点。
据深圳（楼盘）晚报报道，就罗湖区一处无主房产，深圳市司法局依法申请启动司法认定程序，经法院开庭审理，明确产权归属，将该物业70%的产权收归国有，维护了政府的合法权益。
可问题是，这起案例颇有蹊跷之处，法院的判决仅明确，将该物业70%的产权收归国有。如果真的是“无主房产”，为什么不是全部归国家所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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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里的“无主房产”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这座“无主房产”的主人，也就是罗湖区村民蔡某某，膝下虽然无儿无女，但是还有一个侄女，他老了后投奔侄女，也正是这个侄女为他养老送终。
考虑到蔡某某侄女“对蔡某某生前尽了扶助义务，并为他办理丧葬事宜”，法院所以才依据《继承法》中关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规定，为她留下了30%的房产份额。
但是，在普通人看来，这样中规中矩的民事判决并不合理。在民事继承法律中，是否尽到赡养义务，是判定继承权有效的重要依据。我国《继承法》中明确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如此立法的目的，正是为了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睦。
对于蔡某某侄女来说，虽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丧偶儿媳女婿”，却同样履行了赡养扶助的义务，理应在继承权上得到司法的足够善待，而不是仅仅分到遗产的“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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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蔡某某的侄女，虽然没有子女的身份，也没有与蔡某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却有子女孝道之实，既然在事实上履行了遗赠扶养的义务，也应当在事实上享有获得遗产的权利。
眼下，我国正在加速进入银发社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社会养老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从民事立法的角度，规范“遗赠抚养协议”“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效力，无疑有利于缓解这种不利局面，鼓励亲属之间、非亲属之间的养老扶助，但现行法律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对于上述报道中蔡某某侄女的情况，如果严格按法律的字面执行，而不是按照立法精神理解，很可能连30%的房产份额也难以得到。
法律是社会的稳压器。公众的呼吁，社会的痛点，理应成为加速立法、保障权利的良好契机。为鼓励赡养扶助，维护社会和家庭关系，对于那些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却有遗赠抚养事实的情况，当事人是否应当得到遗产份额；有血缘关系的旁系亲属，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能不能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等问题，应进入立法者的视线，得到国家法律的理性确认。
退一步来说，即便是短期内现行立法难以撬动，也应针对《继承法》第14条关于“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采取司法解释等形式，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明确更科学、更合理的遗产比例，而不是区区30%的房产份额。
每个人都会老去，法律就是那根最可靠的拐杖。秉持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从立法规定到司法裁判中，给予为善者更有力的支持，才不会寒了“养老送终人”的心，才能有更稳定、更美好的家庭社会关系。
（责任编辑：邱利 HN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