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坚定了朱共山的信心。“因为和长城资产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央企一起合作，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两个龙头的强强合作，相信这个事情会做好。”朱共山告诉《中外管理》：“我跟周总(周礼耀)过去不熟，通过这件事打交道认识的，得知他每天早上6点就上班了，上班有时间，下班没时间，全年无休，这样的国企领导我见得很少。他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值得尊敬的金融专家，其对于事业的忠诚和敬业，是值得我们企业家学习和敬佩的。这种担当精神也让我更加有信心了。”
朱共山说，这是第一家光伏行业的上市公司破产，证监会、上海市政府各方面都很重视。“长城资产肩负着社会使命，和我们实体企业产融结合，我们都要负起责任。从担当的角度也要去做这个事，不然协鑫也可以申请IPO上市。”
应该说，破产重整超日公司，也是协鑫集团自身产业链布局的需要。超日从事的太阳能电池与组件制造业务，是光伏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如果重组成功，协鑫不但能在内地获得一个资本平台，还能形成从多晶硅生产-铸锭切片-电池-组件制造-系统集成-电站-运维的完整产业链，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及话语权，有望成为光伏行业的巨无霸。
长城资产专门为超日项目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实行双组长制，总部投行部总经理和办事处的总经理组成双组长制。
周礼耀作为分管副总裁主抓，下面两个组同步往前推进，“因为要考虑联动的问题，日常的细节由上海办事处来做，整个方案的沟通、协同由总部来做。”
为了制定针对超日项目“兼顾各方利益”的系统方案，他们前前后后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很多决策都是凌晨做的，可以说大家熬了无数个通宵。我经常在这儿凌晨三点、五点听汇报。”周礼耀指了指自己的办公桌，“因为晚上决定好了，第二天一大早领导敲定后就抓紧去谈判、去推进。”
4
多重风险下的决断
这么多年过去，周礼耀仍然不忘当时大家做方案时面对的艰辛和压力。而饱受外界赞誉的“经营性保壳+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优质资产注入”解决方案，其实有三个巨大风险，一直藏在他的心中。
“楼下坐了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说来讨回他们的养老钱。”许良军去超日开会时，这一幕让他印象深刻。“当时买公司债都觉得有担保，比存银行强很多，所以6000多债民里有大量的老年人。”
为此，长城的解决方案里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保护几千中小债民利益的思路：首先，超日公司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100%受偿。其次，普通债20万元以下部分全额受偿，超过20万元部分按照20%的比例受偿。此外，要实现中小债民100%的清偿。为了这一承诺，长城资产和另一合作方要提供高达8.8亿元的担保函，如果方案能在债权人会议通过，将提供不超过8.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即保证“超日债”的持有者能够收回全部本息——这在外界掀起一阵波澜。有债权人甚至表示，对本息可能全额偿付的结果很“意外”。而普通债受偿比例从不到4%提升到20%，则意味着包括长城资产、协鑫集团在内的9家投资人，共要出资近30亿成本来重组超日。
“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你吃不准。”周礼耀认为这是第一个风险。如果担保函生效，但后期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这个担保就白白兑付了。”而许良军事后回想：“这当中只要有点幺蛾子就会出现问题。”
根据长城资产提供的重整计划，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的标准为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四个表决组均表决通过，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2/3以上。
在债权人大会召开前，“幺蛾子”果然来了。有超日的供货商牵头了18家普通债权人，要求提高他们的偿付比例，否则将投反对票。
面对第二个风险，许良军给周礼耀汇报了这个突发状况：“经过长城和协鑫的多方争取，预计能拿到66%的赞成票。”周礼耀询问了66%的构成，当得知有不少国有银行后，他开始有点担心。
“当时我们还是挺乐观的，认为银行都能同意，谁会选择收益更低的破产清算？而且既是同行又是朋友，应该问题不大。”许良军回忆说。周礼耀却不这样认为：“要研究国有银行的心理，他们不会太多考虑偿付比例的问题，宁可破产清算也不会赞成重组，因为破产清算对他们来说‘顺理成章’。”周礼耀觉得，要另做准备。
为了确保重组方案投票万无一失，长城必须收购一些非金融的债权以增加赞成票，而换算下来这一数字是7.47亿！如果投入，到时重组方案没通过，将损失几千万。而如果不投入，前期的工作就全都白做了，超日只能破产清算后退市，各方已投入的资金也无法收回。
左右为难。周礼耀反复研究、综合分析后，断然决定：收！
当时的主要领导也同意了此决定，但要求“确保没有损失”。“这还不是胆量的问题，是胆识的问题，这后面得有担当。”在史剑看来，此决策在当时是很难做出的，“一些突破性的工作，很多人第一步能想得到，但是担当方面，再三权衡之后，就说我还是别担责了。”
而许良军则认为，周礼耀至少有了七成把握，才会顶着巨大压力做此决定。“艺高人胆大，实际上他肯定想明白了，否则就成匹夫之勇了。如果出现问题，是要问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