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北京电影资料馆的领导去福影厂开会，提到了这个名叫王小帅的北电毕业生，问他为什么还不拍电影。制片厂领导发言的时候回应称，大学生没有经验，先要锻炼五年，才能独立工作。听了这话，王小帅立刻起身离席，回到宿舍，只用了两三分钟就收拾好行李，走出了福建电影厂的大门，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
这是一场逃离。他从一个体制里跑出来，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一名“北漂”。80年代的激情已经过去，“第五代”导演的狂飙突进，给王小帅和他的同学栽下了精英主义的种子。但在变换的时代气候下，它变成了苦闷的源头。王小帅想着，在福建拍不了片，回到北京，至少有人能一起聊电影。
“我们正好赶上了一个中国电影大滑坡的十年，旧的体制在消亡，市场化的格局又没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精英文化开始向社会文化转变，在电影学院的时候，谁要是说想拍商业片，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毕业的时候，都没人肯去中央电视台。”导演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北电摄影系的毕业生，跟王小帅在学校里就认识，后来担任他的摄影师，一直合作了十年多时间。
那时候，电影厂的日子也不好过，常常需要通过卖厂标来过活。电影产量在下降，电影院也不景气。刘杰和王小帅去一些小城市，或是县城，发现那里的电影院已经改造成了农贸批发市场，座椅拆掉，摆上了货架子。
也有让王小帅感到振奋的事情。同级的张元正在筹备拍摄《北京杂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们谈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暗流在涌动。
王小帅决定不再等了。他在东四的广东大排档重新见到了美院附中的好友刘小东和喻红，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电影计划，演员就是他们俩。这听起来有些不靠谱，但刘小东和喻红相信了王小帅。他们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在电影里，二人将扮演走到绝路的青年艺术家。
演员有了，剧组也拉了起来，摄影师是摄影系的邬迪和刘杰，胶片和摄影机是托关系从保定胶片场和北影厂找的。五万块资金是从同学那里借的，导演组只有王小帅自己，拍摄地是在刘小东任教的中央美院附中院子里。原本王小帅只是计划拍一部15分钟的短片，陆陆续续拍了五个月，短片越来越长，最后发现竟然可以剪出一个长片来。
拍摄的过程中，王小帅还找来了娄烨，让他以逃亡者的身份出现。王小帅后来透露说，那其实是在逃亡者的身上安置了一个自己。就这样，他们靠着跟朋友化缘的方式，拍完了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
拍完之后，本来想买厂标，然而价格太高，一般都要三四十万。即使一家国营制片厂给出了将近半折的优惠，王小帅的剧组还是根本买不起。最终，电影不得不走地下的途径，成为了所谓的“黑电影”。
制作完成后，有影评人将其介绍到了国外的电影节。在鹿特丹，王小帅收到了一张报纸的传真，上面写着七位被放入“黑名单”的导演名字，其中就包括王小帅。电影节主席转述了国内官方的撤片要求，几位参展的导演商量之后，选择继续放映。
偷渡
刘杰接到王小帅电话的时候，正在外地。剧组条件窘迫，之前一直担任摄影师的他，不得不顶上了制片人的角色。这是2002年，前作《十七岁的单车》已经被禁，王小帅决定拍新片，电影的名字叫《二弟》。故事发生在福建。勘景的时候，刘杰和王小帅从福建一路向北，终于在浙江温州洞头岛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岛不大，只有几平方公里，没有几家宾馆，摄制组的住宿都成问题。也很难找到群众演员，那可是在温州，当地人搞船运，或者走私，都很富裕，根本没人愿意干这一天十几二十块钱的活儿，更何况半夜两点还要爬起来到船上拍戏。
负责演员的副导演赵祥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去找村长喝酒。村长指着一瓶白酒跟他说，你要是把这瓶儿给干了，我就给你解决演员问题。赵祥二话没说，一口喝了下去，回来基本不省人事了。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小帅给制片人刘杰打电话，说是有个镜头拍了十几条，已经拍毛了，怎么都不对，拍一条就得废一本胶片，还应不应该继续拍。刘杰回复说不满意就拍下去，王小帅听了挺高兴，这可是你说的啊，咱们还有钱，是吧。
“他其实也会有压力，特别是拍得不顺的时候。当时的资金状况并不好，那时候拍片就没有容易过。”刘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弟》的英文名叫Drifters，意思是漂泊的人们。段奕宏扮演的二弟回到福建的沿海小镇，他曾是偷渡大军的一员，成功到达美国，跟同乡老板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因为不肯断绝关系，被对方举报，最终遭遣返回乡。
总是这样，沿海的青年想要进入美国，农村来的青年想要进入北京，迁居贵州的青年想要回到上海。那些不断逃离的此地，与无法企及的别处，共同构成了王小帅电影里的欲望地图。
在身边人的印象里，那时的王小帅，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显露出充沛的精力。拍《十七岁的单车》的时候，是在1999年。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和一个北京“土著”少年，因为一辆自行车，有了交集。开拍前，扮演北京少年的小演员突然退出，剧组重新选定了一个叫李滨的少年，作为男主角。
那是李滨第一次演电影。在他的印象里，这位导演常常坐在监控器后面，神情专注，拍得好的时候，就忍不住感叹。当时剧组的条件有限，用的还是胶片，也不可能搭景，都是在胡同里找地方拍。
有一次，剧组在后海拍戏。当时天气正好，光线从树梢间打下来，一个静态镜头，大家都觉得美得不得了。眼看着这条就要拍成了，这时候，忽然路过一个骑自行车的大爷，拦也拦不住，直接从镜头里穿了过去。这让王小帅大为光火，立刻就要上前跟对方干架。
《十七岁的单车》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奖，却并没有改变王小帅的拍戏条件，甚至让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没有送审就参加国外影展，这部电影无法在国内上映。
2003年，王小帅和贾樟柯、娄烨等十多位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参加电影局组织的座谈。这被认为是官方机构和独立电影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会上，除了得到一个他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知电影从此要走市场化的道路。
王小帅后来在书里回忆说，他们几个导演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欢呼雀跃，新的担忧悄然来临。根据贾樟柯的描述，座谈会上，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用刘杰的话说，则是“市场的繁荣大于创作的繁荣”，而文艺片的环境，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好。
在2005年的首届电视剧风云盛典上，王小帅作为颁奖嘉宾出场。那时他已经拍完“三线”题材的电影《青红》，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为了宣传新作，王小帅第一次参加这种电视剧的盛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