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聚焦
终极挑战
——解密试飞60年

　　王昂、滑俊、黄炳新、李中华(左至右)在试飞中心成立60周年庆典上。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供图

　　有人说，每个试飞员都是一部惊险小说。——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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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盛夏，30多岁的滑俊从河北省白塔铺站上了绿皮车，辗转徐州等地，在西安火车站下车，又徒步趟过60多公里庄稼地，终于来到一个叫“平原气象研究所”的地方。

　　这里停着歼-5、歼-6和运-5。他的任务，是为国家秘密试飞新战机。

　　“机场跑道周边长了一人多高的草啊！”89岁的试飞英雄滑俊站在话筒前，试图把中国航空试飞的艰难起步，化解在沧桑的幽默感里。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始建于1959年，出于保密考虑，曾更名为“平原气象研究所”，如今，这里叫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2019年它整整60岁。前不久，滑俊带着一众兄弟，84岁的王昂、79岁的周自全、71岁的黄炳新、58岁的李中华等回到西安阎良，为它庆生。

　　有人说，每个试飞员都是一部惊险小说。英雄齐聚，谈笑60年，往事浮出水面。在这片蓝天上，新中国几乎全部的航空武器装备和民机翻转腾挪，几十型飞机带来的终极挑战时刻上演。

在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过的歼－20。 岳书华/摄

　　(一)

　　滑俊头戴军帽，上身穿翠绿色老式粗布军装，下身着深蓝色布裤，挪步到演讲台前。

　　“1976年，我在两万米高空做歼-8的发动机边界定型试飞。双发动机空中停车(发动机在空中停止工作——记者注)。我尝试开车。左发、右发、左发、右发，开了6次没开起来。这时候已经掉了6000米了。” 中气十足的声音缓慢而平静地从滑俊的喉咙里传出来，现场观众把脖子越伸越长。

　　6分钟无推力，飞机掉进乌云里，滑俊就像掉进了墨水瓶，什么也看不清。静心凝神，再开一次。第七次重启发动机，他终于听见了熟悉的轰鸣声。

　　“没想过跳伞逃生。”滑俊驾驶的是当时唯一一架歼-8，“试飞飞机毁掉以后，可能这一代飞机就都毁了” 。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航空工业处于仿制阶段，到60年代中期才开始走上自行研制的道路，而歼-8是第一型我国自己研制、生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其技术难度和深度在我国当时的航空工业中史无前例。

　　所以滑俊想：“终于能飞我们自己的飞机了，我豁出命去也要把它改出来！”

　　其实试飞员的每一次飞行都是在探索飞机和人体极限的边界，以摸清死神的底线为己任。

　　滑俊说自己是个只读到小学四年级的“大老粗”，而1958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王昂自称是滑俊的学生，他也是歼-8试飞定型的重要角色。

　　“加大推力后，发动机的温度能不能承受？” 1975年，这是王昂的试飞课目之一。

　　随着推力增加，他感觉发动机的声音不太对，紧接着“嘭！嘭！嘭！”三声爆响从后面传来。

　　“我准备返场。”王昂立刻向地面报告。

　　“煤油燃爆，飞机身上被打了几个洞，后机身着火。而且由于刚起飞没多久，飞机油量超过了允许着陆的最大限度，当时减速伞也被烧掉了。迎面闪过两道山峰，我强行着陆，眼看着还有400米就要冲出跑道，右侧还有人正在穿越跑道！”

　　“那个人骑着自行车，还带个女的。”王昂打岔道，屏气凝神的观众捏着一把汗笑出了声。

　　王昂见势立刻蹬住左舵，“左轮胎瞬间就爆了，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就顺着我的右翼尖滑过去了”。大家还没来得及鼓掌，王昂又抖包袱：“飞机停下来了，我也不傻，赶紧从左翼跑下来，救火的人就扑上去了。”

　　和死神打了个照面，下次还敢飞吗？

　　“干我们这行，要怕你就别干了！” 王昂宽大的咖色休闲西服敞着怀，单手拄拐杖倚在座位上，干脆地说。他拍着大腿笑道：“我这腿就是为了能多飞几年，每天早起跑5000米跑的。”

在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过的直－10。 岳书华/摄

　　(二)

　　试飞员们飞出来的各种边界被叫做“安全包线”，这条线也是生与死的临界线，是试飞员一寸一寸摸索出来的。

　　1987年9月的一天，已成为当时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的王昂驾驶教练机在空中指挥黄炳新试飞歼-8II的颤振项目。

　　黄炳新从1万米高空以两倍音速向下俯冲，快冲到地面时， 银白色的机翼两侧一道道火光四起，数十枚火箭齐发。发射完毕，黄炳新和他的歼-8II又像只轻盈的小燕子，扭头跃升，来个180度大转弯，钻进蓝天深处。

　　他飞过18种型号的飞机，安全飞行3658架次。现在，大家都叫他“黄老英雄”。

　　歼轰-7，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飞豹”战机，便是在黄炳新手中定型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空工业也开启了更加深入的探索。资深飞行试验专家周自全记得，飞豹是我国第一个没有原型机的、自主设计的战机。

　　“方向舵飞掉了，仪表板掉下来了，油漏光了，这种事情很多，研制飞机的过程出现各种问题，这并不奇怪。” 周自全随便说出半句话，听到的人都要惊掉下巴。

　　和飞豹一起成长，黄炳新如今还能精神矍铄地站在演讲台上，说是“奇迹”一点也不夸张。

　　1988年12月，黄炳新驾驶飞豹第一次上天，天蓝得像一面镜子，地黄得像一块瑰玉，他朝着朝阳出发了。

　　升至1000米，飞机突然开始“扭秧歌”，震得他坐不住，除了高度表和速度表像风扇一样疯狂乱转，绝大多数仪表都凝固了，火警信号灯也凑热闹似的亮起来。

　　“再难也得飞回去，成败在此一举……嘭 ! ”这一闪念还没结束，无线电高度表扛不住巨大的抖动，被震脱落。黄炳新的汗珠随之从头盔里滴出来。

　　终于接近跑道，减速、降高、着地，“咣” 的一声机轮落地。“哗啦”！ 仪表板上三分之二的仪表连着五颜六色的导线全震落下来。

　　放减速伞，滑跑，飞豹安全降落。

　　“外面的人欢呼雀跃，哪知道机舱里仪表板都震掉了，我抱了一身仪表盘！” 黄炳新笑着和年轻观众们分享劫后余生的狼狈和喜悦。

　　“平均17分钟出一次险情，飞豹算是打破了纪录。”黄炳新大概是和死神达成了某种默契，井水不犯河水。

　　走过这个艰难的阶段，进入21世纪，我国航空工业开始“井喷式”发展。加油机、预警机等的全面配套发展也随之升级。

在中国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过的AG-600。岳书华/摄

　　(三)

　　作为歼-10试飞总师、资深飞行试验专家，周自全对各个阶段的标志性飞机烂熟于心。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如履薄冰地做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幕后英雄”，现在走在试飞中心的院子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爷子”。

　　“老爷子”演讲时幽默地说：“我没有什么英雄事迹，只能站在这儿说三道四了。” 周自全最后一个发言，准备了三点回顾和四点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