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出于人口净流出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抢人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南京、成都、西安、珠海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内的大约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抢人政策。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迟缓，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例如，深圳、广州同样遇到农民工大幅流出压力，但由于经济增转型较为顺利，增长动能依然较足，能够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断流入。因此，从总体看，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速要快于长江以北地区，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速呈现高度相关性。
中国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万人）
03
孔雀西南飞：是否与大城市化相悖？
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被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如今，农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东北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而中西部地区则增加378万，呈现“孔雀西南飞”的特征。
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流向
其中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份，一直是农民工的输出大省，但2018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三，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
安徽人口的净流入，除了有农民工返乡因素外，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如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亳州、池州、阜阳、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因此，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也带来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一个案例是西部地区的陕西，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9万人，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要靠西安，但西安的人落户政策五次放宽有关。
西安市常住与户籍人口增量（万人）
注：2017年及以前的人口增量采用旧口径（不含西咸新区咸阳片区），2018年增量调整为新口径（2018年新口径-2017年新口径）。
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加了81万，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7万，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陕西省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因此，西安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毕竟人口流入需要靠产业发展支持。
相比之下，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较为正常，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流入特点。这说明尽管农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区，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会或直辖市等大城市为主，因此，我国人口的“逆向流动”，并不与大城市化相悖。
那么，农民工在行业流向上有何变化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农民工的从业结构的变化也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如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2%，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2%。对应的农民工三次产业从业分布上，也呈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特征。
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单位：%）
目前，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就业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2018年增幅达到2.5%，在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增速尤其快。
从总体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步增大，2015年平均年龄为38.6岁，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40.2岁了。人口老龄化，加上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增量也将不断下降，因为年轻的农民工才愿意跨省流动。
2018年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15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原因，今后可以推测，我国客流量也将不断下降，春运压力将越来越小——印证了本人两年前提出的观点：存量经济主导时代的到来。
进入人口流动性减弱的时代，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合乎逻辑，同时，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国内消费成为稳定经济的最主要力量。农民工在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会大幅增加，这需要政府及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