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天的一天，查先生宴请王光英夫妇，好像是在中环的上海总会，也请我一起参加，在座的还有刚被任命总编辑不久的王世瑜先生、查太太阿MAY和查先生多年好友关医生。
王光英是中共政协委员会的副主席，1983年受命从北京到香港开辟第一间以中资为背景的光大公司，王便是光大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长。大陆虽说一直都有新华社这样的政府机构常驻香港，但大张旗鼓地用国家的钱来开公司做生意的，光大公司还是第一间。
查先生当时已经是基本法草委成员，对于王光英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当然很有兴趣。我跟王光英先生素未谋面，但北京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光美的大名的，她是王光英的妹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刘少奇在文革当中受到残酷迫害致死，王光美则受其牵连，从“文革”开始便挨斗无数。王光英“文革”时被红卫兵称作“国舅”，也受到牵连，还在监狱里度过数年。
查先生很关心的是，王光英的公司究竟想在香港做什么规模的生意，王也很坦诚，提到与新加坡合资的投资项目，那是靠近蛇口的南投石油开发公司，很快就有十几个码头开工，其中两个码头可以泊三万以上吨位的轮船。还有一个三百万吨的炼油厂，正在谈判中。
后来又谈到光大公司在香港的运作问题，王光英立刻表示出他的担忧：“我们本来在公司成立时计划香港人大陆人的比例是八比一，后来情况变了，我们这儿出了鸡孵出鸭子的事，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本来都不错，结果当了官就变质了，搞关系学，走后门。中央就问我：怎么老出事啊，我说这儿太肥了。”
王说到兴头上，更把光大的内部问题索性都谈出来：“我并不隐瞒我们这儿有两次企图篡班夺权，不仅是我们这小范围，而是带有普遍性。这是事实，我不怕说出来。就算是见中央领导，我也是这样说。”
那一年，正是“文革”二十年，想当年，查先生在“文革”期间几乎每天撰写社评，批评种种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揭露“文革”的真面目，更由于《明报》记者对“文革”的详细报道，香港读者当年若想了解大陆情况就必买《明报》，因此，令《明报》的日发行量大增，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一份大报。这情形一直维持到今天。
当时在座的人里面，除了我对王光英有一点了解之外，应该说查先生对“文革”也是有相当深度了解的。于是，我们又聊起了“文革”。
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关了八年，光美关了十三年。”
我提了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
王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亲自过问采访稿
那天，那顿饭吃了很久，也聊了很久，我又问了王光美几个子女的情况。查先生显得非常开心，临走的时候，特别走到我身边说：“你去给王光英先生作个访问，我们会登在名廊版上。”
我那时的工作是检查报纸，写报告给查先生，我跟查说，名廊版有他们的记者作采访，我做这个访问不太合适吧？查老板却说：“你讲一口北京话，访问起来比较方便，还是由你来访问吧。”
就这样，“抗命不如从命”，我只有“领旨”，写了“王光英的一家”，并为王家拍了合照。稿写完了之后我交给查先生过目，他很满意，写了一张条子给我———
欧阳小姐：
访问写得很好，可用于名廊。请将删改稿抄一遍，原文太花，字房看不清，容易出错。请抄好后交王先生（世瑜）发，（连我的信）。
查
后来，这篇访问稿在名廊版上刊出，时间大约是1987年年初，用了整一版，并以彩色印刷，煞是漂亮，可惜我没有留下来。
一般来说，查老板是不会干预编辑部采访的事的，只要不违反他的原则，怎么写都可以。访问王光英却是个例外，可能也是他觉得我的北京话讲得好，又有在北京的文革经历，对采访比较有利吧。
不久，查先生又写了条子来，叫我去做外勤，就是在外面采访：你的两大才能（文笔流畅，常识丰富），再加上普通话说得好，活动能力强，做外勤比之做内勤更有成就。我相信你做这新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贡献。
报馆那时“阴云密布”，人人自危，我“撞来撞去”不得要领，结果“辜负”了查老板的厚望，未能做成“外勤”。
陈香梅、曾宪梓、苏丽凰、庄世平、古宣辉、曾繁兴、李逢梧、林训明、孙启诚、王绍基、王霄鹏、蔡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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