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为历史上的县官·4

犍为历史上的县官·4

犍为历史上的县官·4

“金”打的犍为,流水的县官。陈锡鬯(音“畅”)是犍为历史上无数任县官中的一员,但在民国二十六年《犍为县志·职官志》里仅有一行其任知县的简介:“陈锡鬯,(字)洛君,(籍贯)江西新城县,监生,光绪三年(1877年任)”。他是自光绪元年开始的第三任知县,任职年限仅为一年。或许,短暂的任职经历让他在犍为县难有作为,以至于该志的“宦迹”失载,多少留下些遗憾,但其仕宦生涯却颇为曲折多变。

身出望族 结亲名门

新城县即今江西省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毗邻福建省,西北部有一大市镇叫中田(又名钟田、钟贤),陈氏家族是这里的世家望族。

清初,陈氏家族由新城县城迁至中田。乾隆十三年(1748年),第二代陈氏子弟就高中进士,从此家道兴隆,“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此后陈家代代有贤能,有的仕途腾达官居高位,有的诗文极佳名闻天下,时有“海内言桐城者,必并举新城”的说法。而清末知县陈锡鬯即是以“新城二陈” (陈艺叔和陈广敷)为代表的“中田陈氏”之后。

陈艺叔(又作懿叔),是清代经学家,曾与族弟陈广敷同郭嵩焘、刘蓉、罗泽南等一大帮湖南名士多有交往。陈艺叔与刘蓉之间有学术分歧,但两人同属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代表而互有敬重,相互往来频繁并结为好友,这为陈锡鬯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刘蓉的女婿奠定了情感基础。据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也载:“(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许配)”等记述。由此可见,刘家的二女儿嫁给了陈家的后生,而青年陈锡鬯则因这种姻亲关系,与曾国藩的儿子、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遂成连襟,这在晚清是相当显赫的社会关系。

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陈锡鬯并不张扬,没有留下多少能显示其家世及社会关系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在日本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中,有一长段反映其身世的文字记载。那是光绪二年(1876年),时任驻华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恰巧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从未谋面的两人似有一见如故之感,瞬间“肝胆相投,事辄咨询”,竹添进一郎称陈锡鬯为“西道主人”,他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陈锡鬯)风采蔼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于书无所不窥,所著有《经义》若干卷。”陈锡鬯还给竹添进一郎讲,他的父亲在道光末年就“知天下且乱”,断言“惟楚材足以靖之”,并点名是曾国藩兄弟、左宗棠等人。据黎川文史爱好者推测,日本人或为误记,“光叔”应为“艺叔”,原因有二:一是行书体中“光”与“艺”容易误认,二是晚清“陈艺叔”具有竹添进一郎所描述的文坛影响力,故陈锡鬯是陈艺叔的儿子。从刘蓉与陈艺叔的关系看,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当竹添进一郎离开成都时,厚道的陈锡鬯还一路陪送至重庆,分手时两人“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末了竹添进一郎还留下“别离已异域,音信若为通”的感叹。

为官数任 造福多方

清代职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故监生出身的陈锡鬯只能到远离家乡近2000公里的蜀地任职。他一生在四川做官,历新繁、犍为、富顺、成都、涪州、泸州等地,累官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尝尽官场酸甜苦辣。

民国二十年宋育仁监修《富顺县志》载:“(光绪)四年四月(陈锡鬯)由犍为调任(富顺)。”以前四川省府衙门里有全省各府县的地名标识,以便新任地方官熟知地情,因盐而“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富顺,其标识被候任地方官戳得字迹模糊,几乎难以辨认。同样以盐业著称的犍为县也“在劫难逃”。巧的是,陈锡鬯历官新繁县后,先任职“金犍为”,后任职“银富顺”,常人得一而不可求,何况得二?这种百年不遇的经历不知要让多少清代地方官“艳羡”。虽然他在犍为的政绩无只言片语记载,但在陈锡鬯的学生刘光第(后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对其颇为赞扬,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底写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的信中说:“成都及犍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为尸祝(崇拜)……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以此可见,陈锡鬯在犍为的短暂任职经历还是颇为老百姓认可。

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陈锡鬯始任富顺知县,后来断断续续先后当了3次。在任期间居官勤慎,关心民瘼,创办育婴局、恤嫠(lí,寡妇)局(救济贫苦寡妇的慈善机构),使无依老幼得到养育;捐助书院膏火费,资助清贫学生……十年,富顺大旱,全县城乡共100余保,他向每保捐薪俸100串,使灾民普获救济。他在富顺县的最大功劳就是发掘了刘光第这个人才。他在犍为大概也是如此。良好的人品加上显赫的政绩,使得爱才识才的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于光绪十年(1884 年) 十月,上奏朝廷保举陈锡鬯等八人获准。在八人中,陈锡鬯是其中唯一的七品县官。

犍为历史上的县官·4

光绪十九年(1893年),陈锡鬯获提拔任涪州知州。好消息让京官刘光第也兴奋不已,他连忙写信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十月内,奉到洛师书,知其已擢涪牧。”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以刚正敢言著称的晚清御史钟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蚀污浊”,说什么“四川总督刘秉璋信用候选道徐春荣、署提督钱玉兴二人招摇纳贿,知县陈锡鬯等声名狼藉”,并请查办。朝廷立即调派湖北巡抚、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为钦差大员“驰驿前往四川确切查办”。其实,这只是言官“风闻奏事”,未必属实,经谭继洵核查,陈锡鬯并无贪赃实据,只是以“请补涪州知州、富顺县知县陈锡鬯习气太深、钻营最巧”上奏朝廷。后被“革职留任”,而那个御史钟德祥呢?却因被人反告以参告胁人索贿而遭革职留放。

陈锡鬯的不幸遭遇,让一直敬重恩师的刘光第颇为“抱屈称冤”。面对朝廷的处分和民间的“訾诋者”,一向正气的刘光第始终认为恩师遭人陷害,力主为恩师建牌坊以彰其德政,果然,后来富顺的老百姓在县城西门外一个叫望神坡的地方(今富顺县计生服务站旁边)先后为“三任知县”陈锡鬯修建了一座德政碑和一座德政坊,让过往县人时刻不忘这位留下无数德政的名宦。直到今天,德政碑与德政坊仍然屹立不倒。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陈锡鬯被护理四川总督、布政使陈璚奏请补授泸州直隶州知州。次年,陈锡鬯在泸州知州任上病逝。(作者系 自贡市地方志办 刘刚)

往期链接:

犍为历史上的县官·1——王梦庚

犍为历史上的县官·2——吴中复

犍为历史上的县官·3——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