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薛雍乐（澎湃新闻）
走进美国书店的人文区域，常能看到历史著作占据半壁江山。无论是关于华盛顿、杰弗逊等经久不衰的“建国神话”，还是关于一战、二战的策略复盘，抑或是近年来流行的关于鱼、棉花、可乐的全球追踪，象牙塔内外的不少历史研究者尝试着用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吸引读者的眼球，他们的著作时常跃上非虚构畅销书的榜单，但也引起了关于学术严谨与通俗写作的争议。
在历史浪潮的冲刷下，着眼于往昔的作者是如何打捞小人物的声音、重述大人物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让更多人对古老而遥远的生命产生共鸣，找到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联系？9月16日，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历史学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在“镜相研究室”的专访中介绍了他为大众读者写作的一些经验和观察。
华志坚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中国史研究三十余年。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也多为大众读者写作，并担任《洛杉矶书评》亚洲版块编辑。
以下为华志坚专访。
华志坚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以写作为志业走进历史在撰写学术著作和论文之外，您也写了不少面向大众读者、可读性更强的著作。为什么您决定讲述更为通俗的历史故事？华志坚：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我就想成为作家了。在青少年时，我就试过写剧本，也写过歌，所以我对创意写作总是很感兴趣。
我在儿时最早读的关于过去的书就是历史小说。英国作家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写了一系列设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小说，很有意思。还有一名汉学家写了关于狄仁杰断案的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著《大唐狄公案》），虽是悬疑故事，但让我学到了一点中国历史。另一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是约瑟芬·铁伊（Josephine Tey）的《时间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Time），讲的是一名警探受伤住院时破解关于英国国王理查三世悬案的故事。
在我专攻历史学后，我必须学习像学者那样写作，接受博士训练。但我崇拜的一些历史学家也以创新形式为大众写作。所以在我找到工作、证明了自己作为学者的能力之后，就开始想办法更有创意地讲故事。
一些历史学家可能对大众写作心存怀疑，认为会缺乏学术严谨、加强刻板印象等。您认为历史学家可以如何在保持学术价值的同时吸引读者？华志坚：即便是那些把相对通俗的历史写得最好的学者，在职业生涯中也遭受过批评。但如果作品成功，他们甚至能赢得那些声称讨厌通俗历史写作的学者的崇拜。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研究生训练时，我们很佩服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的E·P·汤普森（E. P. Thompson），普通读者也会买那本书看。汤普森自己业余也写诗，有作家的一面，但他的论点和历史叙事也很棒。
又比如研究法国史的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写了《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融合了学术严谨和通俗书写，还被拍成了电影。
还有一位相对不那么知名但同样成功的美国史学家玛莎·霍兹（Martha Hodes），她写了《船长的妻子》（The Sea Captain’s Wife），严肃探讨了19世纪美国的种族问题，但却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讲的是一个白人女子嫁给了黑人，辗转于美国不同地区，因为存在不同的种族分类而被人们以不同眼光看待。
所以我认为，在写通俗读物时，应该像严肃的历史学家那样做好研究，但在叙事时更多关注读者的体验。我并不觉得学术和通俗不可兼得。
在讲好历史故事方面，还有哪些书对您产生了影响？华志坚：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然给了我许多启发。他的作品被视为是一种实验性写作。他在读本科时曾担任《格兰塔》（Granta）杂志的编辑，那是在创意非虚构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所以他总是首先把自己视为一名作家，并不认为自己必须在专门史学家的辩论中做出什么贡献。
他的著作总是充满想象力，比如《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就试图重现一个被卷入诉讼、最后去世的女性的经历。史景迁做的最冒险的一件事是想象王氏在死前的梦境。这是无法证明的，但他会在脚注中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猜想。
也有些学者并没有做什么实验写作，但文笔很好，善于维持读者的注意力。我的导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可以说比史景迁传统得多，但当你读他的著作时，就会被牵引过去，因为他的句子都写得很好，文章结构也使读者得以参与其中。所以无论他写的是上海的警察还是清朝的衰落，文字中都有这样的力量。
我还想说的是，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会有一些自学成才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写出了符合学者标准的著作。比如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写了《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是关于刚果的帝国主义。霍赫希尔德是记者出身，但做了非常严肃的研究。
基于娜塔莉·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改编的同名电影。图片来自网络全球史趋势打开讲故事新可能很多历史事件都已经被人反复研究过了，如果要写已经为人熟知的历史，您有何建议？华志坚：新的学术趋势可以启发学者从新角度做研究，也可以为作者打开讲故事的新可能。比如近年来我最重视的主题之一是，那些通常作为国家史的故事和事件也有超越国界的维度。这就可能把一些看似非常熟悉的问题重新变得陌生。
比如我正在研究全球视角下的义和团运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通过报纸追踪事态发展的。在不同地区的报纸中，我开始注意到，人们把义和团与他们已经熟悉的其他事件进行了类比，但他们选取的事例各不相同。比如《申报》会说义和团很像过去的白莲教，而英国报纸则回忆了1857年在印度的外国人被包围的事件。从全球角度进行研究时，我读报纸就不是为了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关注人们是如何讲故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