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权于民 百姓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
2004年11月24日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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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当公社党委书记，32岁拥有副厅级职衔，48岁任省部级高官——牛玉儒最清楚，手中不断加重的权力该怎么用
11月23日，是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的52岁生日。
3个月前，牛玉儒因结肠癌肝转移病逝在任上。这个生前被形容为“工作像救火一样”、一年有200多天到各地调研、视察、洽谈的蒙古族汉子，这个生日终于可以安稳地歇在家里。
牛玉儒辞世一周后，家人清理了他的办公室。整整20箱书，是他留给亲人的遗产。
玉泉区石东路小学57岁的美术教师黄小良,8月底起一连给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写了3封信，以市民的身份建议学习牛玉儒,“应该像当年学孔繁森那样”。
黄小良仔细算过，牛玉儒在市委书记任上一共493天,16个月,平均每个月招商引资20项。“我姐姐的退休金从200多元翻了一倍,我自己的工资从1200元涨到现在的将近1900元，我家门口的小巷子第一次装上了路灯。”
一场秋雨刚过，呼和浩特市大街边铺排着小青砖的人行道很干爽。这种10多厘米厚、渗水力强的小青砖被呼市市民称作“牛玉儒砖”——他们的市委书记精心选中这种实用的地砖，取代了以前那种一压就碎、雨雪天打滑的红色薄瓷砖。
车行在双向8车道的新华大街上，出租车司机乌建军显得很骄傲，“前面的滨河公园夜景很漂亮，很多外地人专门来看，都说呼市变化大得不敢认，不再破破烂烂、小鼻子小眼地像个嘎查（村庄）了。”
迅速“长大、长高、长胖”的塞上青城，深深烙下原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印记。而这个从内蒙古东部的贫寒之家走出的“巴特尔（英雄）”，这位20多年间从公社党委书记走上副省级高位的民族干部，身后留下的，自然不仅仅是那些改变了模样的大街、楼群和广场。
谋事不求官
2003年4月初，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主管外经贸的牛玉儒，在中缅边境考察时接到了出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任命。
彼时自治区的外经贸刚刚实现了牛玉儒2002年提出“三个2”目标——外经贸出口额达到20亿元，招商外资2亿美元,吸引内资200亿元。“正是工作顺手的时候。”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最清楚,这次“平调低任”的人事变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储波坦率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接手这个职位困难显而易见:
第一,副主席分管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比市委书记间接得多;
第二，呼市作为自治区首府,干预、关心、过问的人很多,工作不好做。
储波估计牛玉儒也会有思想斗争，就先给他“放风”。正式谈时牛二话没说，愉快接受。“如果一个人有私心，考虑个人利益比较多，肯定不愿意干。”
据说当时牛玉儒并非第一人选。“储波书记欣赏他能打硬仗,不讲条件,素质全面。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只要交给他心里就‘托底’。”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任亚平说。
“首府要‘首’起来，并且要在西部12个省会、首府中位居前列。”这是储波期待爱将牛玉儒打赢的硬仗。仅仅8个月后，SARS疫情紧绷的呼市，当年GDP超过400亿元，24.9%的增速居全国27个省会、首府之首。牛玉儒还提出，全市到2007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在2003年基础上翻番，综合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居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第一。
对于“仕途平顺”的牛玉儒来说，这样的考验并不鲜见。
1996年11月，牛玉儒从自治区政府秘书长的位子调任包头市长。这又是一次“平调低任”。
与牛玉儒共事多年的自治区人大原主任刘真说，做了3年半区政府秘书长的牛玉儒刚到包头上任时,背后有种种议论和猜测:犯错误了？领导不喜欢了？他却不以为意。
当年5月包头刚刚经历过6.4级地震，城市重建成为第一要务。作风干练、抓城建、注重招商引资的牛玉儒，一时被称作“牛魔王”，甚至有匿名信反映他在城建工程中有“问题”。
牛玉儒并不过多解释。到2000年9月，包头市完成的居民楼房建设面积相当于前46年的总和，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0%，当年获评“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在2002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他在任的4年间,包头的GDP从146亿元增加到248亿元。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对“牛魔王”这个外号赞许有加:“在有些人回避矛盾、当老好人的情况下，就是需要这样敢于拍板、敢于攻坚克难的干部。”
与牛玉儒交往共事十几年的任亚平说，只要给他一个岗位，他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他想的总是竭尽所能把事情办好”。
“牛玉儒思路”
1952年出生于通辽一个普通干部家庭的牛玉儒,18岁插队,1年后被哲里木盟革委会选中当通信员，当时他给人印象是“眼快,手快,脚快”。
1977年,25岁的牛玉儒到当时通辽最贫困的莫力庙公社任党委书记，把一个最后进的生产队的劳动日分值,从6分钱提高到1.2元。
1980年前后，他开始给时任哲里木盟（今通辽）盟委书记的石光华当秘书。并在1980年5月随升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石光华来到呼和浩特。32岁时，他已是自治区纪委副秘书长。随后历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直至调任包头市长。
现任自治区高法院长的王维山，与牛玉儒相识于1980年，当时两人的办公室桌子头对头。王维山回忆说，当年的牛玉儒一身蓝的卡叽布衣服，懒汉鞋，绿色军帽，特别单纯朴实。
牛玉儒担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后，一次陪自治区政府主席视察乌兰查布盟，在最贫困的化德县，县委书记为了展示发展乡镇企业的成绩，把家庭式生产的个体刺绣业者全集中在一起做样子。主席发现后很生气，县委书记惶恐万分，幸亏一旁的牛玉儒帮忙解围。看到县委书记坐着借来的客货两用车，牛玉儒还提醒主席，回去后特别给这个县拨了一辆吉普车。
“他能看出形式主义，但也能理解基层干部的苦衷。”王维山说，“作为秘书长，他总是表现得很理性,从来不‘趁风扬土’。”
任秘书长的牛玉儒把“大管家”的协调能力发挥到极致。下属说，他常常“开门办公”，办公室里整天人来人往，“热闹得像集市”。而他对于别人的请求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尽力协调，办完后又亲自打电话告知对方。
按惯例，“一把手”为了避嫌一般不跑招商引资，但是牛玉儒不这样看，他认为一把手出面才显得力度大。
到呼和浩特市工作不久，他就主动到自治区人大、政协汇报呼市的城市建设规划,交代自己的思路，主动争取区人大、政协的监督和支持，赢得老同志的理解。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效果奇佳”，为呼市未来城建中协调与自治区各机关的关系做了铺垫。“牛玉儒非常会做工作。”任亚平说。
几乎是看着牛玉儒走上仕途的原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真，不记得牛玉儒这些年有过什么抱怨。“都说他发展得很顺，其实他也总为人事关系困扰，为了做成事，他常常委屈自己。”
用权于民
2003年4月的一个傍晚，呼市新世纪广场，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交通出租公司司机王玉海的车。“他让我随便走，我以为是外地人呢。”王玉海说,“我说呼市没看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建成大嘎查了。他听了哈哈大笑，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问他干啥的，他说叫牛玉儒，是新来的市委书记。我一惊把车停在了旧城大南街路边，仔细看了看他，说，你在包头干得不错，能不能把呼市建得像包头那样？他笑了,问我哪条路最堵车,道路应该怎么拓宽?拉着父母官转悠，那天我特高兴！”
在呼市,像王玉海这样拉过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出租车司机不少。上任20多天,牛玉儒就骑车、打车将全市的300多条街巷走了一遍。“他对呼市的每个角落比我们城建部门还熟悉。”建委主任孙建华说。
牛玉儒被称作“城建专家”,在他眼里,广场、马路、公园、住宅小区,不是“政绩”、“形象”,而是关系百姓的切身利益。
很少发火的牛玉儒，一次在便道硬化工地发现质量有问题，他大声嚷起来:“百姓的血汗钱每一分都要花好，财政好不容易挤出钱来,你们弄成这样,良心何在？”
“给百姓做事要到位,要认真。我要一条路一条路地验收。”牛玉儒说。
孙建华经常接到他的电话，为了一个突起的井盖，一段“不太顺眼”的护栏，或是盲道上的电线杆。“到现在一做梦耳边还是他打电话的声音。”
呼和浩特市的路曾经也是“拉链路”,市民编了顺口溜:地下埋着几百万,没事拉开看一看。牛玉儒要求道路整修要出精品,不扰民。
5月间他手术后孙建华去探望，他却牵挂着一条正在改造的马路:“一定要快一点,不要拖到年底,老百姓出出进进一头的土。”他气息虚弱,说说停停。
“牛书记抓城建不搞花架子，他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来装点。”从包头起就与牛玉儒共事的孙建华说。
在他到包头任职后,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奋斗,包头的城市建设以震后改造为契机,全市形成经济适用住房1300万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从1996年前的6.8平方米达到2000年的22.4平方米,解决无房户、住房困难户2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包头市获颁联合国人居奖的原因就是“改善低收入阶层居住条件”。
呼市财政局长银孝记得很清楚，牛书记上任刚一个月，就提出要调整当年的财政预算,连续3年提高干部、离退休人员和低保人员的补贴，干部涨工资第一次实行“大锅饭”。
牛玉儒的骨灰从北京运回呼市那天,清晨6点已经有不少市民等在路边;葬礼那天下着雨,出租车司机、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发赶来,聚集在吊唁厅门外。
“百姓的认同是真正的认同。”储波说。
“伯乐相马”的标准
2004年呼和浩特市“两会”启动新一轮班子调整:下辖9个旗县有7个调整了一把手,一共动了189个干部。
“这次调整五大班子都动了,动静不算小，但是因为公正公平,没有一个到区、市组织部告状的,说法很少,非常平静。”市委副书记张彭慧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刘真说，牛玉儒调任呼市书记前，曾在办公室和他聊了两个多小时。说到面临干部换届，人事关系复杂，他显得信心很足:“只要咱一碗水端平就没关系。”
呼和浩特市干部都知道牛玉儒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有事到办公室谈,家门免进。秘书和司机多次看到，对等在家门前的本市干部,牛玉儒视若无睹。
牛玉儒从不隐晦自己的用人原则:手脚干净,想干事,能干成事。他对干部的任用标准也是从“事”上看起。
呼和浩特市建委主任孙建华是牛玉儒“三顾茅庐”请来的。孙建华说,他与牛玉儒此前并无私交，连他家住哪都不知道,而牛书记最打动他的是“坦荡的信任”。
北京支援内蒙古的博士团成员张伯旭现任呼市挂职副书记。曾任北京市电子办副主任的张伯旭，原本是到呼盟挂职当副市长，却被牛玉儒“截流”了。第一次见面让张伯旭难忘，礼节性的见面变成了两个小时的工作研讨，牛玉儒说要把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与乳业、电力鼎足的呼市支柱产业，这使张伯旭深受吸引。
很快,张伯旭与台湾建鼎集团洽谈，引进了初期投资20多亿元的汉鼎光电项目。预计明年投产当年实现产值80亿元，2006年实现产值200亿元。
他总是把自己逼上绝境
市委副秘书长林絮果至今忘不了平时和颜悦色的牛书记那次长达半小时的“狠批”。
2003年6月，呼市旗县和林与托克托之间发生轻微地震。地震中午发生，牛玉儒听到消息，到下午还没看到报告，晚上7点多他终于忍不住了，在电话里批评林絮果：“你只知道震级不大，那边群众住的是土坯房还是砖瓦房？有没有人受伤？会不会有余震发生？”
从2001年起就跟随牛玉儒的秘书李理说，牛玉儒刚到呼市书记任上，市里很多干部没法适应他的工作节奏，包括市委办公厅。有一段时间，要一些资料和数据也要等很久,信息传递很慢。牛书记没有直接批评，而是督促加强内部管理，勉力用自己的节奏去带动大家。
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用“自加压力,负重前进”评价牛玉儒。“牛玉儒是自治区的干部中最有激情的一个，他从不给自己留余地,留后路,而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上去。”
2004年4月26日,牛玉儒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等待手术，他把办公室搬到了病房里。他要求长假期间手术,“可以少耽误点工作。”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回去上班。
“他从来都说到做到,但这最后一个目标他没有完成。”妻子谢莉说到这里眼圈发红。
秘书说,他病中的120多天,根本就没抱着治病的心态。每天一睁眼就盘算工作,和来探视的人谈工作,打电话回市里调数据。
病情越来越严重的牛玉儒回过3次呼市，看看他规划的城建项目和开发区他引来的企业。妻子谢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次大夫查问病情他都极力掩饰，“想表现好一点医院下次能痛快点放他回去。”
7月19日上午，牛玉儒作了他任内314份批示中的最后两份:一份是拆迁问题，一份是一位中学教师要求调动。
8月10日,牛玉儒开始昏迷，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是在一个早上，妻子谢莉在他耳边轻轻喊:“玉儒,八点半了,要开会了。”他竟猛地一动,睁大了双眼。
牛玉儒的泪水
牛玉儒的同事几乎都记得他罕见的一次落泪。
1999年12月，他任包头市长，市郊一辆载着学生的面包车着火，几名学生丧生。他在医院守到凌晨两点多，回到办公室后痛哭。凌晨3点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安全工作，第二天上午开全市大会，下午检查重点企业工作，晚上9点多从医院出来时,他还一口饭都没吃。
而牛玉儒的另一次痛哭却只有妻子谢莉知道。2003年底，他80多岁的老父亲患脑溢血，嫂子从通辽打来电话，但牛玉儒已经定好了去外地考察的行程，没法更改。他放下电话痛哭失声。
他曾被亲戚视为“绝情”:步步升迁，他从未用手中的权力给家人谋过利。他的5个兄妹除了二妹在包头,其余都在通辽老家,两个妹妹和妹夫先后下岗,惟一的姑夫至今还在通辽火车站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二嫂想让他帮儿子安排工作,刚一开口他就是一句“我不管”,二嫂气得摔了电话。
80岁的老父亲到记者采访时还不知道牛玉儒病逝的消息，但老人仍清楚地记得20年前给他写过的那封信：“咱们家亲属多，有的可能找你办这样那样的事，你一定要拒绝。他们可能会骂你六亲不认，不要怕骂娘,骂声越大,人民赞扬你的声音越高，历史上的包公不是因为公正清廉而名垂青史吗？”
玉泉区东五十家街民和小区的肢残老人孙震世,提起牛书记就抹眼泪。今年春节前,牛玉儒来到他家,看看面口袋满不满，摸摸被褥厚不厚。还自己拿出300元,给孙震世上大学的女儿凑足了学费。临走留下电话号码:“你女儿毕业了，如果安排不了工作就找我。”
牛玉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有给乞丐钱的习惯，每每想给钱又觉得当着下属不好意思，总是走过去后又谎称自己有事,折回头再给。
呼市中心的新华广场，是牛玉儒去世前最牵挂的城建项目。这个从3.7万平方米扩大到6万平方米的广场，设有华北最大的音乐旱地喷泉。家人说，牛玉儒在昏迷前还念叨着:“新华广场改造不知道百姓满意不满意。”
8月15日,牛玉儒去世的第二天，呼市最热闹的昭君文化节在刚竣工的新华广场举行闭幕演出，据说有将近10万市民聚在这里。那个晚上，层层叠叠的烟花绽放在广场上空，那骤然放射的光彩，让整个城市闪亮。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