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马寅初出席全国政协二次会议。左为张奚若、右后为康生。新华社邹健东摄。）
北大主义 牺牲精神
“我首先是马寅初的马，也是马克思的马！”
马寅初“左转”后，发自内心拥护中共，也讲政治。恰如《圣经》所说的“我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早早为自己未出世的第三代取好了名字：“思润”、“思泽”、“思东”……，“几乎每个孙辈的名字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景仰。”（徐梅、易洁《马寅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951年6月1日，他在沙滩红楼前举行的北大校长就职典礼上说：“同学们或许要听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要使诸位同学大失所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的任务，没有建校的方针。一个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方针的贯彻为任务！”
他遵守“政治规矩”，任北大校长两个月后，北大率先在全国高校发起“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的学习运动。对一些政治问题从不轻率表态，经常说，“这个事情应当请示江先生，我们是有分工的，他做得比我好。”江先生指江隆基，时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马寅初清楚北大的实权在党委书记手中。按他自己的话说，叫“点头校长”，就是党委做好了安排之后，他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没有多少实权。阿忆说，“他是校长，又是经济学家，但经济学系换系主任，他事先不知道，最后只能批准。”1956年，雷洁琼曾给高教部做过一个调查，其中之一是问询马寅初，看看这个民主人士做校长感觉是什么，马寅初说，我纯粹是个摆设，什么地位也没有。（阿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真相》）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不少人提出党委撤出高校的建议。马寅初这次没有被“引蛇出洞”，在会上大声反对：“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大为例，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做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
1957年10月，中共从国家机关抽1000多名领导干部，充实加强高校这个意识形态重镇的领导。原铁道部副部长陆平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北大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马寅初这个“校长”更务虚了。
建国之初，中共十分器重马寅初，对其政治、生活待遇倍加关怀。1949年，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杭州和上海两地分别配备住所。12月8日，周恩来指示陈云代其给华东军政委员会起草电文，“马寅初现仅拿浙江大学校长薪水，不够生活开支。请研究可否酌量发给一部分津贴或办公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册，第12页）
1955年，国家实行工资制度，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定为行政二级，马寅初定为行政三级，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同一级别，高于部长、其他全国人大常委。马寅初的配车，和毛泽东、宋庆龄等领导人一样，是苏联产的吉斯车。部长的标配是吉姆车。
但是，马寅初并未沉醉于这些待遇，更不视之为“赏赐”，忧国忧民的本色依旧，坚贞不屈的本性未失。“以学术专长为基本，以富民强国为己任，以担当道义为天职。这在马寅初一生中有最鲜明、最强烈的体现。”（徐斌《重读马寅初的五个视角》）
他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企图把“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理想，用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完成，“一边倒”专搞计划经济了，英雄缺用武之地，他从此淡出经济决策界。原创的《新人口论》受到大批判，他顶住巨压，决不屈服，更是彰显其早年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1927年12月20日，杭州举行北大建校29周年纪念会，马寅初作《北大之精神》的讲演，倡导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回忆母校自蔡元培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鹄的。”
他勉励校友们，“北大昔日既为群众之导师，今而后当如何引导人民，打破家庭观念，而易以团体观点；打破家庭主义，而易以国家主义，恢复人生固有之牺牲精神。”只是80多年后，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依然感慨，大学培养出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16年11月14日，【山水微言·119】。本文为《马寅初：“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直至战死为止”──“师表校魂”大学校长系列之五·马寅初史评·傲骨篇》连载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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