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陈白 邹卫国 “人性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在北京中关村最西侧蓝靛厂的一处僻静院落里，彭剑锋选择用物理学的经典概念，来展开他的思考。彭剑锋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管理咨询机构华夏基石的董事长，《华为基本法》的关键起草人之一。
这座小院门口不远是从颐和园昆明湖而下的南长河，河的彼岸密布着从互联网巨头到刚刚出发的创业者们；此岸小院的正厅，更像是一座小型历史博物馆，悬陈着从宋元到明清的文玩古董与苏粤湘蜀的四大古绣卷轴。
窗外的北京冬天早晨大风呼啸而过，阳光穿过厚重的木质中式窗棂落在厅内青石砖地上。当他讲述多年前他奔赴美国自费求学所经历的生涯，以及在纽约图书馆发现美国各大企业制度“原件”所生的欢喜心之时，彭剑锋坐于侧厅的黄花梨椅中，正熟练地烹茶，此间，展现在他身上的中西文化冲突感越发明显。
“面对未来的复杂、多变、不确定的世界，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从线性思维到生态共生思维,回归中国禅宗善恶一体思维或现代量子力学的态叠加思维。”彭剑锋说。
“薛定谔的猫”的生死，取决于外部的“测量”，而在测量之前，猫的生死未定。彭剑锋在管理领域的入门，就是关于人的“测评”,即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知识、能力等内在要素进行测量与评价。
彭剑锋1983年师从中国劳动经济学界泰斗赵履宽,攻读劳动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赵履宽教授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由于专业教师奇缺,当时还在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彭剑锋便走上讲台；他之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系副主任,负责学院教学及学科建设,因缘际会间成为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科的拓荒者之一。
尽管他撰写了国内第一本实务性教材《人员素质测评》，以及主编了近二百万字的《行政管理学大辞典》,并在国内第一次对什么是人力资源、什么是人力资本、什么是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词汇进行了定义和释义。但把他归为学院派也许是一个重大的误解。他喜欢德鲁克说的“管理就是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我们最伟大的老师，”彭剑锋说。
以至于，尽管彭剑锋在他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已然构建了一套扎实的管理思想体系，但如果将发表于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来衡量彭剑锋，将在极大的程度上低估他对于中国本土管理学思想的贡献。
西方的价值
当西方的管理学大师开始探讨下一个时代的主题的时候，中国最前沿的管理学者还在整理上一个时代的资料。
1992年，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出版了《管理未来》一书。德鲁克在这本预测之作中这样写道，“从现在开始，知识将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这个世界将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是能源密集型，而是知识密集型。”
德鲁克说，“在动荡的时代，最大的威胁不是动荡本身，而是延续过去的逻辑。”德鲁克在此时，已经提出了下一次管理革命的方向。
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刚刚引入市场化的机制,中国当时的那些最优秀企业的领军者还处于管理的混沌当中。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对彭剑锋说，当年华为处于混沌期和迷惘期时，你和人大教授团队做的两件事，对华为的发展还是很有益的。任正非说的这两件事，一件是介绍欧美企业管理制度与案例的白皮书，另外一件事就是《华为基本法》。
上述的白皮书，是1993年由彭剑锋主持编写的八卷本《现代管理制度、程序、方法范例全集》。原计划写十卷，“因为当时国内有关企业管理的书及资料几乎一片空白,能参考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彭剑锋说。
这套丛书，是国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将欧美、日本、港台等企业有关现代经营管理、组织设计、市场营销，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最新理念、最优实践案例，引进并介绍给中国企业。这为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最佳的可操作性范本。这套当时售价高达近千元的书，卖出了三万多套，展示了当年中国企业对管理知识与制度的渴望与需求。
从大时代的角度看，没有彭剑锋，类似的资料应该也一定会被介绍到中国。这套书落到彭剑锋的头上，也有偶然性。
在纽约图书馆，彭剑锋接触到了美国各大企业的管理制度，纽约图书馆有关企业管理的资料除了专著、案例分析,里面的企业制度文件“很多是原件”。彭剑锋进行了大量的复印；后来，一个台湾的老板又送给了彭剑锋24卷本的台湾版《现代企业制度全集》。
此时，包政自日本学成归来，带着大量日本企业管理制度资料，并推荐彭剑锋购买了日文出版的四大卷本《日本会社制度全集》。包政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华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
那也是一代人的机遇：“中国第一代管理学人基本上是拿着美国的书抄一遍，就成为专家。我认为第一代管理学者与中国企业的管理一样,先拿来主义,都是从模仿学习开始，这没办法。那是反映和凝结了西方国家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的管理思想、最优定践与制度体制的结晶”，彭剑锋说。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工业文明的鼎盛时期，所对应的管理理论、制度也较为成熟。这也是即使在这么多年之后，彭剑锋依然认为这套书对众多中国企业而言,没有过时的原因。
和我们所采访的诸位中国本土一流管理学者一样，尽管基于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产生了更新的理论思考，但彭剑锋依然肯定西方管理学所给予的巨大借鉴意义。
在彭剑锋看来，中国当下的很多企业“好多工业2.0还没完成”，基础的管理、流程化的管理，依然没有完成。这是他对西方管理思想仍然高度推崇的重要原因。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管理思想革命的深度思考。
工业文明之所以产生于西方，彭剑锋认为是因为西方具备了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思想认知与文化基础。“比如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为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严谨、理性奠定了认知基础；唯一神论、单中心论、黑白二元的对立思维正好契合了工业文明时期所需要的明确的分工、精细化、基于科层的等级秩序和规则，黑白分明的奖罚体系。而新基督教的契约精神与科学理性思维，构建了工业文明所需要的的职业化与科学管理的基础。数学、系统科学实验方法、因果模型等，在广义上也为工业文明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而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基础，所需要的不再是二元对立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神论或者无神论，是多元文化的并存,这与数字化时代的的多中心与分布式思维高度契合。”这是彭剑锋所谓的认知颠覆的本土思想渊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