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种业难育创新"种" 研发失衡

  上市公司总营收略有增长,但净利润由正转负;第一轮兼并重组接近尾声,速度明显减缓;水稻玉米制种产能严重过剩,高端经济作物却仍是“洋种子”占绝对优势……种种现象表明,国产种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福建、河北、辽宁等省份调研了解到,近年来,尤其是新种子法颁布以后,我国种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法律法规得以完善,种业公司快速壮大,优秀品种不断涌现,部分种子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增加。但由于创新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国产种业研发呈现“谷物过剩、高端匮乏”的不均衡现象,种业发展遇到近五年来瓶颈期。

  专家认为,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在我国农业、种业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须进一步破除机制体制障碍,加大种业科研投入,完善产学研衔接机制。

  国产种子扎堆水稻玉米“洋种子”称霸高端领域

  今年以来,我国种业公司业绩整体下滑,兼并重组速度减缓。专家认为,直接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水稻和玉米面积调减,根本原因是我国种业研发结构失衡、创新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7家种业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38.5亿元,同比增长6.87%,达到近五年最高水平,但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盈利3.5亿元变为亏损3567万元。其中4家公司净利润降幅在45%以上,最多降幅接近200%,其中3家公司净利润已处于亏损状态。2011年以来,种子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连年下滑,已从最高的11.99%下降到2016年的5.31%。

  种子企业兼并重组被业内认为是种业壮大的重要指标之一。2013年至2017年,我国种业企业经过一轮兼并重组后,数量由8700多家减少到4000多家,但去年以来,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的速度明显放缓,并购已明显减少。

  专家认为,研发重心不平衡,是种业当前发展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莉分析,部分种业公司的主营业务集中在水稻和玉米,所以业绩受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较大,而利润减少又进一步影响了企业并购的积极性。

  一组数字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种业研发重心不平衡的现象。据统计,2016年,种子企业申请授权的作物中,水稻玉米有812种,而蔬菜和其他作物加起来仅367种。通过国家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165个,其中水稻玉米和小麦134个,占比81%。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种业研发重心不平衡造成了当前“谷物过剩”和“高端匮乏”并存的怪象。

  一方面,水稻和玉米种子制种常年供大于求,库存高企。根据《2017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6年期末,杂交玉米种子需求量仅11.5亿千克,但供给量超20亿千克。杂交水稻种子市场需求量仅2.4亿千克左右,但可供种子总量3.6亿千克,也就意味着期末余种将达到1.1亿千克左右。专家认为,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深入,供过于求仍会进一步加剧。

  “种子库存高企之下,一些企业仍大上穗烘干等生产加工线。”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专职董事吕小明指出,以玉米为例,全国共有杂交玉米种子企业近1100家,杂交玉米种子总加工能力达到11000吨/小时,2016年全国玉米种子总需求量为115.5万吨,意味着全国种子企业全部开工仅需105小时就可生产完全年所需的玉米种子。

  另一方面,种业创新不足,低端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被“洋种子”占领。吕小明指出,玉米种子企业自郑单958(2000年审定)和先玉335(2004年审定)品种审定至今,没有突破性的新品种。“企业为了生存只好模仿育种,同质化竞争严重,也导致市场监管难题。”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科学学院教授周元昌说,近年来国内种业水平虽然有提高,但重心主要集中在水稻、玉米、小麦等主要农作物上,而甜菜、向日葵、胡萝卜、青花菜、洋葱等经济作物的高端品种育种创新与国际水平差距仍然较大。比如多数经济作物的“洋种子”仍然占据半壁江山,日本“坂田七寸”占了国内很大的胡萝卜种子市场。越高端的品种被国外控制的比例越高。

  产业链条脱节严重突破性品种不多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产学研衔接机制不顺畅、企业规模小投入少、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仍不完善是导致当前种业创新不足、结构失衡的三大原因。

  首先,产学研衔接机制不顺畅,种业发展缺平台。一位曾在国外种企工作的科研人员表示,国外种业巨头已形成分工协同的完整研发体系,形成了专业化的“流水线研发”,而国内种子研发多数还停留在“工匠时代”,仅依靠少数育种专家,研发各环节还是割裂状态,部分育种项目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与市场脱节,具有推广价值的突破性品种少。

  东南沿海一所农业大学的教授说,该大学一年承担10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但每年能转化成果的项目仅有十多项,其他项目中,除了一些基础学科外,有不少项目研究完了就束之高阁。全国4000多家种子企业中,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仅80多家,不到总数的3%。

  “在从科研到生产经营的产业链条上,育繁推脱节的情况非常严重,导致总体育种水平徘徊不前,低水平重复。尽管培育了大量的新品种,但突破性品种不多。”吕小明说。

  其次,企业小而散、投入少,种业发展缺乏动力。专家认为,我国种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不利于国际竞争。根据《2017年中国种业发展报告》,2016年,我国前10位企业商品种子销售额98.89亿元,仅占全国的15.19%,而美国种业前10强占国内种业市值的70%以上。

  企业小而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研发投入十分有限。魏巍农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魏巍说,国外孟山都公司和先锋公司年科研投入分别是15亿美元和12亿美元,而国内种子企业年投入最多也就一两亿元人民币。全国种子企业投入加起来仅有40亿元人民币左右,不如孟山都一家。

  再次,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仍不完善,种业发展缺“保障”。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丁峰说,2012年至2013年间,先锋公司因涉嫌侵犯孟山都公司专利权以及违反协议被起诉到法院,后两家公司就该项技术专利权达成一项17.5亿美元的新协议。而我国对侵害品种权行为惩罚力度过低,法院一般判赔几万元至几十万元,惩罚力度的巨大差距,带来发展的巨大差距。

  侵权成本过低造成我国当前仍存在不少种子“套包”现象,即一些小公司用名牌企业包装袋来装自己生产的种子,这严重挫伤了科研人员积极性。

  辽宁省一家市级科研院所研究员说,从拿到玉米育种材料到育成一个稳定的品种至少需要5年,一旦千辛万苦培育的种子被套包,谁还会耗巨资研发新品?

  中国农业也需要一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