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北京市宣武法院十二号法庭内，沸沸扬扬的“高帅受虐案”终于有了定论。在经过长达5个月时间和4次庭审之后，这次体操神童受虐案终于以原告方的胜诉而告终，宣武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方先农坛体校赔偿高帅医疗费、就医交通费、看护费、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56364元，并且驳回高帅其他诉讼请求。
判先农坛体校赔偿56364元
法院方面认为，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的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义务。原告未经被告训练前是有一定实力的体操特长生，无精神疾病记载。原告进入被告处寄宿训练期间，屡次出现人身损害问题，经被告处理后，类似事件仍然发生，致使原告幼小心灵受到损害。庭审中，被告未提供依法对原告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开展适应原告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活动的有力证据。显然，被告对在其处寄宿训练的原告存在管理、保护措施不力问题。对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高帅母亲仍“死也要上诉”
当十二号法庭审判长甄法官一声槌响之后，“高帅受虐案”终于有了定论，尽管高帅一家获得了胜利，但是判决的条件无法让高帅的母亲韩冬梅满意。当庭审未结束时，韩冬梅对于是否上诉还在犹豫，但是庭审结束之后，先农坛体校党委书记当庭将一份解约协议书交给韩冬梅时，韩冬梅终于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泪流满面的同时当庭高喊“我就是死也要上诉”。
记者一直在现场庭审整个宣判过程，当法官宣读完审判决定时，韩冬梅坐在原告席上依然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事后据她自己所说，当时自己正在犹豫是否要上诉的问题，因为自己觉得精神损失费5万元稍微显得少，而且医药费问题是自己最大的不满。高帅目前情况仍不稳定，今后还需要花多少医药费是个未知数，而先农坛体校只负责高帅医药费的30%，这显然令韩冬梅无法满意。
就在此时，先农坛体校党委书记胡秉臣将一份显然早就准备好的解约协议书递交给韩冬梅，“高帅妈妈，这是我们学校给高帅的一份试训解约协议书，你拿好。”这张印有先农坛体校鲜红公章的解约协议，一下子就刺激到了韩冬梅，因为这份协议意味着高帅与先农坛体校的试训协议解除，从12月18日之后，高帅就已经和先农坛体校脱离了关系。
“胡书记，你大声地向现场媒体说，这份东西是什么？”韩冬梅怒目圆睁盯着胡秉臣，而后者显然不愿与其争辩，敷衍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法庭，而此刻韩冬梅再也没能抑制住泪水当庭嚎哭起来。“他们（先农坛体校）从此以后就不管高帅了，我不服，我肯定要上诉，我就是死也要上诉到底”，声音洪亮传遍了整个宣武法院5层。
这是又一次“民告官”的胜利，先农坛体校在北京市扮演着市体工大队的角色，隶属于北京市体育局，学校老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这样一个行政机关面对高帅一家时无疑占有强势地位。不过最终身处弱势的高帅成为案件的胜利者，不仅昭示基层体校这个行业确实存在管理上的腐化问题，而且这次案件更是有可能引发体育界的大地震。
据高帅的母亲韩冬梅表示，随着“高帅受虐案”一次次被媒体曝光，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她，希望通过借助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小孩找回公道。体育界远远不止一个高帅，无数个“张帅”、“李帅”、“王帅”客观存在，“有的家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现在还在拄着拐，不能正常行走，这都是学校给害的，我们目前有20多位学生家长正打算联名告状呢！”韩冬梅告诉记者。
韩冬梅坦言道，事实上自己在打这场官司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而且事发之后也受到了有关人士的压力，“有人告诉我，他爸爸是北京市体育局的，他爷爷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他说我告不了他。”韩冬梅直到判决正式宣判之后，才敢如此告诉现场记者。如今打官司胜诉，更增加了她的信心，她决定和众多家长一起继续走诉讼之路，而这次的被告方并不只有先农坛体校一家了。
事实上本次案件从舆论支持到原被告双方所掌控的证据力度来看，高帅一方无疑占有优势，但是之所以出现前四次庭审，法庭上控辩双方激辩正酣看似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实际上是缘于原告代理人韩冬梅缺乏问话技巧，虽有理有据却未击中要害，被告方先农坛体校则采用迂回周旋、百般抵赖、众口一词的手段集中有效优势，倒也浪费不少时间。然而法律终究是要依靠证据来说话的，尽管从7月份第一次庭审到昨天已经过了5个月，高帅一家也耗尽人力物力，但是结果却令高帅目前额头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不过值得回味的是，从个体角度来讲，官司胜利只是意味着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增大，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挽回本不该发生的物质与精神成本。 陶 文
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运动伤害事件，围绕高帅所受一系列身体伤害以及精神折磨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基层体育界的种种黑幕。一名运动员从塔基走到塔尖的整个过程，可谓万里挑一的一次“海选”，他挤掉竞争者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熟悉整个“游戏规则”并且将“潜规则”进行到底。
经济社会的成本投入和有效回馈，本是极其合理并相辅相成的一件事情，然而当成本投入巨大且与回报成失衡状态时，必然会因为体制本身出现问题进而催生社会问题。
高帅的母亲韩冬梅说，儿子被欺负、长期得不到训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里太穷，送不起钱。一次她给高帅的教练打电话，说儿子一直没有训练，希望有所照顾。该教练说，自己开饭店赔钱，希望韩女士代付3万余元房租。她说没钱之后，教练当即挂断了电话。
这样的情况在这些家长们之间早已流传开来，并且绝非个案。高帅的队友段金超是二级体校的淘汰者，他没有拿到想要的名牌手机——那是母亲许诺他进入先农坛后才给的奖励。段母请人去钓鱼，请人去歌厅，请人洗桑拿，6年多时间内砸入10多万，最后依然打了水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