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o剧中人:我不愿谢幕 : 经理人分享

ofo剧中人:我不愿谢幕 赫兹密码  2018年12月07日

ofo剧中人:我不愿谢幕

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多人的青春烧掉了,留下一个好故事。

三年,ofo搬过四次家。办公室迁移恰如其分刻画了这家公司的浮沉轨迹。前三次,由于资金池充盈和团队壮大,办公环境愈见开阔、华丽。只有最后一次是倒退。

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后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原先觉得ofo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很美好,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创始人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但是“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

短短三年时间,在资本的助推下,ofo以无可复制的速度攀上巅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于商业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极端的案例——所有急剧的内外冲突,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在一位27岁CEO身上。

在这个ofo乃至共享单车行业的冬季,《财经》找到15位ofo员工,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往事。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这15名员工来自ofo各个分支,加入时间和圈层各异。他们有刚毕业就跟随戴威创业的元老级员工,有已过而立、背景光鲜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骤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许是一个令人难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剧情脚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剧中人的剪影。

一个自称在工作中软弱、不与人争的90后,后期看到公司每况愈下,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对其他部门领导说:“你们太不负责任。” 一名早期加入、后因多轮人事更替离开一线的员工说,他们一直在等。“都到这种时候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忠诚,公司危难的时候该我们上了吧。”他说,“结果也没有。到后面,说实话心有点凉。”

一位离职高管发现戴威也变了。在经历大风大浪商业的血洗之后,这个喜欢吃马路对面便利店盒饭和包子、对财富没有贪欲、个性单纯甚至有些内敛的CEO,从去年什么都相信,变成今年什么都不信。

ofo的故事还未剧终。即使台下观众已经疲惫倦怠,喝彩者寥寥,台上却无人愿意鞠躬谢幕。这个故事承载了太多人的金钱、名望和热血。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青春和梦想,都将灰飞烟灭。谁也不愿意摁下“清算”的按钮。

据《财经》了解,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投资人中,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建ofo还债委员会,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

ofo的员工们也不希望就此作散。“风口要结束的时候,难道我们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吗?”一位员工反问道。

对于这些缺乏商业历练的年轻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始时,往往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很快,现实会教育他们。而今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现实是扭曲的。

ofo理想国际大厦15层办公室挂着何塞·穆里尼奥海报,上面写道“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

最好的时光

在2017年初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即使冷空气已经侵入骨髓,他们依然难以忘却曾经温暖而酣畅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当的rock and roll(摇滚)。”林春木(化名)于2015年9月加入,他这样评价在ofo的早期时光。这时公司不过十来人,刚从唐宁ONE小区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对诸多员工来说,立方庭是承载他们原始荷尔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

有“老三狗”之称的ofo元老——纪拓、陈正江和王耿,此时已是风云人物。他们是ofo上一个创业项目“ofo骑游”仅留的三名员工。其中,纪拓经历最传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为太爱西藏,毕业后在那里做了一年公务员。

立方庭是临近北京大学的酒店式公寓,ofo在这里拥有一套双层复式。运营坐一楼,产品、技术坐二楼。上午,运营经理会先到城市巡查,临近午间回公司。每当纪拓回来,他总是拿起吉他,拨动琴弦,一群人跟着手舞足蹈唱起歌来。“干活干着干着就唱起来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说,他们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走出公司,一群年轻人骑公路车从海淀出发,向南至公主坟,再一路向东横穿整条长安街。接近凌晨回来,又跑到北京大学小西门吃夜宵、喝酒。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

“我们这里几乎就没有超过25岁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奋地说,这帮人年纪差不多,爱好差不多,彼此称兄道弟;一起骑车去古北水镇,去白洋淀;聚会吃火锅——“一上来先来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须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这年25岁,刚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国企董事长。一位下属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那真是个奇迹。”这位下属认为,这两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也都来自北大。

这时戴威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不过通常的状况是,喝多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2015年至2016年绝大部分时间里,ofo的故事始终围绕高校展开。2016年4月,它遇到扩张中第一个麻烦——已经进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订单徘徊不上(2万单/天)。大量社会用户和学生把车骑出校外,自行车丢失率很高。为表示不欢迎,ofo将社会用户价格从5元上调至30元,但没能把这些“不速之客们”吓退。

清明节期间,眼看着订单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封校。趁着“五一”劳动节,ofo全平台暂停三天。夏一檬还记得,他们满北京城寻找失踪的小黄车,找到后拿钢丝锁把车一辆一辆锁住,标记位置,到傍晚租货车统一运回。最终,他们从校内、校外分别找回3000多辆车。与之同时,员工穷尽手段,比如到菜市场发传单、找拾荒者,最终以10元/小时的薪水雇来约50名老大爷看守校门。

封锁学校大门虽让ofo背负骂名(因学生出校活动不便),却让他们尝到了实际的商业甜头。平台重启后,北京高校单量攀升。

一个生动的细节是,有黑摩的司机不爽共享单车影响他们生意,砸ofo的车。ofo后期转化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司机当修车师傅,化干戈为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