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多人的青春烧掉了，留下一个好故事。
三年，ofo搬过四次家。办公室迁移恰如其分刻画了这家公司的浮沉轨迹。前三次，由于资金池充盈和团队壮大，办公环境愈见开阔、华丽。只有最后一次是倒退。
2018年11月5日，ofo搬离见证它鼎盛期的中关村理想国际大厦。这是幻梦结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后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原先觉得ofo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很美好，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创始人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但是“你是那个我们吗？你是那个代价”。
短短三年时间，在资本的助推下，ofo以无可复制的速度攀上巅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于商业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无比极端的案例——所有急剧的内外冲突，在最短的时间，降临在一位27岁CEO身上。
在这个ofo乃至共享单车行业的冬季，《财经》找到15位ofo员工，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往事。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这15名员工来自ofo各个分支，加入时间和圈层各异。他们有刚毕业就跟随戴威创业的元老级员工，有已过而立、背景光鲜的中高层职业经理人，也有骤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许是一个令人难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剧情脚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剧中人的剪影。
一个自称在工作中软弱、不与人争的90后，后期看到公司每况愈下，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对其他部门领导说：“你们太不负责任。” 一名早期加入、后因多轮人事更替离开一线的员工说，他们一直在等。“都到这种时候了，没有人比我们更忠诚，公司危难的时候该我们上了吧。”他说，“结果也没有。到后面，说实话心有点凉。”
一位离职高管发现戴威也变了。在经历大风大浪商业的血洗之后，这个喜欢吃马路对面便利店盒饭和包子、对财富没有贪欲、个性单纯甚至有些内敛的CEO，从去年什么都相信，变成今年什么都不信。
ofo的故事还未剧终。即使台下观众已经疲惫倦怠，喝彩者寥寥，台上却无人愿意鞠躬谢幕。这个故事承载了太多人的金钱、名望和热血。一旦泡沫破灭，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青春和梦想，都将灰飞烟灭。谁也不愿意摁下“清算”的按钮。
据《财经》了解，创始团队在求助政府官员，谋求上市的机会；投资人中，阿里、滴滴、中信产业基金、DST组建ofo还债委员会，进行债务重组；不少供应商同意债转股，这是他们拿回钱的唯一选择。
ofo的员工们也不希望就此作散。“风口要结束的时候，难道我们做了一场春秋大梦吗？”一位员工反问道。
对于这些缺乏商业历练的年轻人，他们在故事的开始时，往往有着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很快，现实会教育他们。而今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现实是扭曲的。
ofo理想国际大厦15层办公室挂着何塞·穆里尼奥海报，上面写道“早已注定，我只能在荆棘中采拾鲜花，但重要的是要对胜利和信念充满执着。”
在2017年初年会上，酒至酣处，现场有人带头开始背诗。一位员工当场背了一首《滕王阁序》，戴威奖励1万元
即使冷空气已经侵入骨髓，他们依然难以忘却曾经温暖而酣畅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当的rock and roll（摇滚）。”林春木（化名）于2015年9月加入，他这样评价在ofo的早期时光。这时公司不过十来人，刚从唐宁ONE小区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对诸多员工来说，立方庭是承载他们原始荷尔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
有“老三狗”之称的ofo元老——纪拓、陈正江和王耿，此时已是风云人物。他们是ofo上一个创业项目“ofo骑游”仅留的三名员工。其中，纪拓经历最传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为太爱西藏，毕业后在那里做了一年公务员。
立方庭是临近北京大学的酒店式公寓，ofo在这里拥有一套双层复式。运营坐一楼，产品、技术坐二楼。上午，运营经理会先到城市巡查，临近午间回公司。每当纪拓回来，他总是拿起吉他，拨动琴弦，一群人跟着手舞足蹈唱起歌来。“干活干着干着就唱起来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说，他们经常晚上加班到10点。走出公司，一群年轻人骑公路车从海淀出发，向南至公主坟，再一路向东横穿整条长安街。接近凌晨回来，又跑到北京大学小西门吃夜宵、喝酒。一直折腾到凌晨2点才回家。
“我们这里几乎就没有超过25岁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奋地说，这帮人年纪差不多，爱好差不多，彼此称兄道弟；一起骑车去古北水镇，去白洋淀；聚会吃火锅——“一上来先来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须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这年25岁，刚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毕业。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国企董事长。一位下属评价他，“是好学生，但骨子里叛逆，有很强证明自己的欲望”——当年别人说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别人说他竞选不上校学生会主席，他选上了。“那真是个奇迹。”这位下属认为，这两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联合创始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也都来自北大。
这时戴威经常和员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来，右手拿烟，左手举过头顶说：“Everyone，have my word。”不过通常的状况是，喝多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在2015年至2016年绝大部分时间里，ofo的故事始终围绕高校展开。2016年4月，它遇到扩张中第一个麻烦——已经进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订单徘徊不上（2万单／天）。大量社会用户和学生把车骑出校外，自行车丢失率很高。为表示不欢迎，ofo将社会用户价格从5元上调至30元，但没能把这些“不速之客们”吓退。
清明节期间，眼看着订单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封校。趁着“五一”劳动节，ofo全平台暂停三天。夏一檬还记得，他们满北京城寻找失踪的小黄车，找到后拿钢丝锁把车一辆一辆锁住，标记位置，到傍晚租货车统一运回。最终，他们从校内、校外分别找回3000多辆车。与之同时，员工穷尽手段，比如到菜市场发传单、找拾荒者，最终以10元／小时的薪水雇来约50名老大爷看守校门。
封锁学校大门虽让ofo背负骂名（因学生出校活动不便），却让他们尝到了实际的商业甜头。平台重启后，北京高校单量攀升。
一个生动的细节是，有黑摩的司机不爽共享单车影响他们生意，砸ofo的车。ofo后期转化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司机当修车师傅，化干戈为玉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