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天涯童踪(1):80后“小皇帝”的“留守”童年

编者按:一个四海为家的童年是怎样的体验?来自广州的郭伽5岁跟随父母移居瑞士,然后定居美国。12岁前,他曾在三个大洲六座不同城市生活,学习三种语言,上过七所学校。如今,郭伽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科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讲述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活的《“研”磨记》(The Ph.D. Grind)一书曾引起了国内外博士生的广泛共鸣。而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天涯童踪: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On the Move: An Immigrant Child’s Global Journey)中,他则讲述了自己作为移民孩子的漂泊经历,并以童真视角观察了美国教育、种族、阶层等社会议题。

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郭伽的父母郭南、周敏将此书译成中文,“镜相”栏目经其授权转载译文。译文首发于公众号“启蒙大侠”,版权归作者所有,文字及图片未经原作者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文|郭伽(Philip Guo)

翻译|郭南、周敏

编辑|薛雍乐

移民故事|天涯童踪(1):80后“小皇帝”的“留守”童年

现任加州大学认知科学系助理教授的郭伽,图片来自网络。

小时候,妈妈常逗我,说我是从广州东山街头的垃圾箱里捡回来的。她说,有一天她一大早在街上晨运,突然发现街头拐角处的垃圾箱里有个小婴孩,于是她就把我给捡回家了。只要我一调皮捣蛋,她就会开玩笑地说要把我扔回到附近的垃圾箱,让别的想要孩子的妈妈把我给重新捡回去。

事实上,我当然不是在垃圾箱里给捡到的。不过,她倒真的是在垃圾箱旁边的布告栏上看到政府公布的当年计划生育指标名单,知道她有准生名额。那时街道政府管计划生育,每年都有一定的新生儿指标,发放一定数量的准生证,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照规定,已婚夫妇一定要拿到准生证才可以生小孩,没有准生证是不能合法地生小孩的。所以我父母在准备结婚时,就要向所住的街道居委会申请准生证。准生证一年有效,过期作废。生不出孩子,概不负责。如果还想要再努力,那第二年又要重新申请新的准生证。

我父母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区,街道办事处的布告栏就在街道拐角处停放垃圾箱的地方。那时家家户户都要每天下午按时出来倒垃圾,所以在街道的大垃圾箱旁边放个布告栏是很有道理的事儿。而获准生育的夫妇名单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显眼的地方公布。街道居委会有意在大庭广众中公布准生夫妇的名单,好让街坊邻里知道哪户可以生小孩,以利互相监督。如果发现榜上无名而肚子大了的妇女,大家有义务要向政府举报。

一天傍晚,我妈去倒垃圾,在布告栏中看到了她和爸爸的名字,很高兴。他们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有准生证可以生孩子了。如果我父母不努力造人,在准生证的有效期内怀上我,他们就得再重新申请。准生证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可不是随时都会有的。如果运气不好,有些结了婚的夫妇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才能拿到准生证。所以将要结婚的夫妇往往要提前申请准生证。那年头,准生证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我晚了八天才出世,我妈还在医院折腾了一天多,差点没要开刀,才把我给生下来。真是好事多磨啊!1983年10月30日深夜11点50分,我终于探出了头,一头黑发,眼睛睁得大大的,却不会哭。助产的护士使劲地掐了一下屁股,我才哇哇大哭起来。“是个男孩”,护士很高兴地告诉我妈。于是,我正式成为郭家和周家的第一个男孩。

我还未满11个月,妈妈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研究生去了。一年多以后,爸爸也被外派工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在瑞士做生意。他们告诉过我说他们会经常回来看我,带我去玩,还照了不少相,不过我那时对他们一点印象也没有。直到我已经5岁了,我才依稀记得跟他们在瑞士团聚和重新在一起的那段生活。

几代人住在同一屋檐下,那个时候司空见惯。我是个很特别的例外,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大都不在身边。只有我奶奶(爷爷在我一岁时去世)、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戚把我拉扯到5岁。在这一章中,我说的家人,实际上是指包括祖父母、叔叔、舅舅、姑姑和小姨等亲戚在内的大家庭。那时我跟父母天各一方,三人三国,还没有形成只有父母和我的“核心家庭”。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其实就是指大家庭,所以汉语中有关家庭成员的词汇特别细致,特别丰富。比如,我姑姑指的是我爸的妹妹,我小姨指的是我妈的妹妹,我婶婶指的是我爸的弟弟的妻子,我舅母指的是我妈的弟弟的妻子。这比英语中的aunt可要精确多了。英语中的aunt可以是指父母的兄弟的配偶、或是父母的姊妹等等,胡子眉毛一把抓,含含糊糊的。汉语中对父亲或是母亲方面的亲戚都有具体不同的称谓。例如,英文中只有一个字叫cousin,是笼统地指表亲。而中文里不仅有表姐、表妹、表哥和表弟之分,还有堂姐、堂妹、堂哥和堂弟之分,还要分姑表和姨表。对同辈或不同辈份的亲戚,也各有不同的准确的称谓,正所谓七大姑、八大姨,数也数不清。连我父母有时都要掐着指头算半天,才能理清各种亲戚关系。

移民故事|天涯童踪(1):80后“小皇帝”的“留守”童年

儿时的“小皇帝”在“宝座”上。图片由译者提供。

我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中长大。 一个是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妈的故乡,中山。另一个是我爸土生土长的城市,广州。这两个地方相隔不远,现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不过那时没有桥,要过四条河,坐四次渡轮,要花上四、五个小时才能到。夏天我大多在中山过。中山从前是个县城,现在已经是个相当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了。我妈小的时候,中山是个小城镇,周围都是农田。我出生的时候,中山开始转型。我外公当时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中山建筑行业的大哥大,为八十年代中山的城市改造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由于我外公在当地很有影响,中山很多人都认识我妈的家人,我妈家的各种关系也就特别的多。我们去餐馆,经常会碰到不少熟人。我们会上小包房里吃饭,出门也有车在门外等候。这要在美国可真不得了,只有大富豪才有这种待遇。当然,我外公当时并没有像美国富豪那样风光,随便滥用这种特权。事实上,虽然我外公为中山的城市建设出了不少力,可我们家一直都住在很普通的街区。 

不过,大家基本都吃得饱穿得暖,社会治安很好,小孩子在街上到处玩耍,开心得很。我外公的家里有自己的浴室,厨房,还有冰箱彩电,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