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中国书画报》第25期的“言论·视界”看到几篇文章，概括起来是在说“新文人画”已经式微了云云，在此谈谈我对“新文人画” 是否日渐没落的一得之见。
几篇文章中，有人质疑在今天的社会 “文人”这一集体是否还存在，并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已经不存在了。我想，任何事物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人”这一概念。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将有学识的人称之为“士人”，他们研读的主要是经、史、子、集，而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就和以前的“士人”一样，都属于文人吗？尽管今天的文人在知识结构上与以前的文人不尽相同，在知识体系方面更加全面和现代，但他们所追求的高蹈境界和超脱情怀不会变。我们不妨把他们叫作“新文人”吧，那么这些人所画的画自然也就是“新文人画”了。有论者称，新文人画“由于缺失鲜明的社会责任担当，又少有社会关怀意识，故究其实质，它并未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走得更远。所以，‘新文人画’仍是一种偏离终极价值关怀维度的审美呈现。在一个‘文人’消逝的时代，‘新文人画’其实就是一个虚构的事实”。对于这种对“新文人画”社会责任担当的苛求，我想应该是“文革”时期以政治绑架艺术的旧的思维惯性在作怪。试问被奉为经典的“清初四僧”哪一个又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担当呢？
对于“新文人画”群体，有批评家认为他们在“刻意表现出与传统文人画的不同”，这“刻意”二字是如何感觉出来的呢？难道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而这真实感受又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使绘画在形式与内容上与以前的传统有所不同，就成了刻意吗？那么齐白石的画风相对于他以前的绘画更是不同，岂不更是刻意了？难怪当年有人欣赏不了齐白石的画而骂其为“野狐禅”；但历史终将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评判。当然艺术创作的过程必然是在艺术家主体意识控制之下的行为，总不能将这种主体意识也视之为“刻意” 吧。
该论者接着又说：“更有走极端者，把创作引到了表现‘丑’的一面。”这里所说的“丑”大体是指题材的丑吧。这让我想起法国雕塑家罗丹的《欧米埃尔》。欧米埃尔是一个老娼妇，她已经年老色衰，曾经青春饱满的肌肤已经干瘪松弛，丑陋不堪，但罗丹仍然将她塑造成了经典。这是因为艺术不等同于现实，艺术可以把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包括艺术语言形式的美。对于文人画来说即是指笔墨、色彩等等。题材的丑恶并不必然导致艺术自身的丑恶。该作者还说道：“中国传统绘画强调表现真、善、美，摒弃假、恶、丑。” 齐白石曾画过老鼠、苍蝇等，这些题材在中国文化中不能不说是丑恶的东西，但经过艺术家的妙笔便成了脍炙人口的佳作。
文章中还说：“在经历了一阵自以为是的狂热之后，‘新文人画’不管是能指（形式、语言和符号）还是所指（内容、象征和意义）都已经和传统文化割裂了联系。没有承传就不可能有革新——缺少中国文化打底的所谓‘新文人画’，已然‘新’入歧途。”但我以为，“新文人画”恰恰是在能指上继承了中国文人画的传统笔墨形式，在所指上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表现真性情。因而它并没在“新”入歧途，而恰恰是“新”在中国文人画的传统文脉上。
另外，有论者认为“古代士大夫非常看不起工匠和职业画师，也完全无视笔墨技巧的训练”。对此，我想该文作者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传统文人画家恰恰是非常注重笔墨修炼的。试举一例，朱新建曾在文章中记述了自己的笔墨是如何炼成的：“我迷老颜的《麻姑》和《家庙》，整天写，上了瘾，什么事都不愿意再做，连吃饭睡觉的心思都不太有。那时候我正单身呢，一个人在北京漂，没人有权力来‘硬劲’照顾我。我扛了三麻袋花生，两大箱可乐放在家里，锁了门，拔了电话，拼命地跟《麻姑》《家庙》《魏碑选》这些字帖，八大、青藤、齐白石的画册叫板。饿了，就剥一把花生；渴了，就灌半瓶可乐……几个月以后，笔底下的力量就见长，笔道开始变粗。”要知道，书法的练习是画家进行笔墨训练最常用、最便捷的方法。
还有文章称：“倘若暂时搁置主观的价值评判，将其视作特殊背景下画家们针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自发进行的探索和尝试，看法或许就会不同。即使‘新文人画’画家们没有找到未来中国美术的发展之路，但他们至少走出了一段路，并告诉我们：‘此路不通，但可以看风景。’”对于这种观点我想说的是，“新文人画”画家们恐怕并没有给自己定下这么沉重的目标——要找到一条“未来中国美术的发展之路”。他们只是简单地想如何把自己的画“玩”好，如何能更好地、更真切地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而已。至于此路通与不通，“新文人画”是否只是路过时可以看的一道风景，现在还远未到下结论的时侯。从目前来看，参加新文人画展的画家中虽然没有了李老十与朱新建，但其他画家如李孝萱、李津、刘进安、边平山、田黎明、卢禹舜、徐乐乐等人，还都活跃在当今的中国画坛，并且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还有论者说：“新文人画家们如果真是继承传统文人精神，就应该追求淡泊宁静的超脱心境，而不是借‘文人’之名来卖弄。”而事实上，淡泊宁静的超脱心境与“食色性也”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人生而为人，岂能不食人间烟火，况且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劳动，艺术家靠卖艺为生又何“耻”之有？且真正的艺术家总能把人对物欲的追求与艺术创作割裂开来。如齐白石出身小农，其“吝啬”是出了名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创作出美术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又如作为明室后裔的大涤子石涛，47岁时在迎驾康熙南巡时竟然作出“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的逢迎诗来，其后又北游京师四年谋事而不果，但这也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丰碑。
至于“新文人画展”于1999年停办，以我之看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逐渐从“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狂热的矫饰主义和虚伪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恢复到本体发展的正常道路上来，中国画也从为政治服务的单一功能中解放出来。也正是因为新文人画的发展壮大，才使得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渐渐失去了其作为“文革”时期“假、大、空”之绘画对立面的存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