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欧爱铎
帝国自由城纽伦堡有时也试图寻找死刑、驱逐出城的替代刑。一是罚犯人去匈牙利参加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二也是在橹舰上做苦役。从中世纪晚期开始，这种刑罚在地中海国家便有了。 1569年开始，巴伐利亚公爵统治区开始将橹舰苦役犯人送去意大利。 据说巴伐利亚公爵还说服了纽伦堡的统治者，将已审判的盗窃犯作为橹舰苦役出卖。但几年后，这项买卖被终止。从1571年开始，犯了伤害他人身体罪的犯人，经常被判在橹舰上做苦役。1573年10月，纽伦堡的法官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便宣布判处两名盗窃犯几年的橹舰苦役刑罚。 1607年，纽伦堡的文献中提到了一名申请做法院听差的男子。该男子此前在意大利曾面临着做刽子手还是去橹舰上做苦役的选择。
对纽伦堡人来说，劳教所的概念也不陌生。1588年，针对到处蔓延的乞讨之风，议会成员保卢斯·科勒（Paulus Koler）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应将年老体弱的乞讨者及其子女隔离起来，给他们提供食物。而那些可以去劳作的流浪汉及身体强壮者，则应强迫其去劳作。如果谁不听命，便将他交给刽子手。不过，科勒的建议并没有被执行。
几年后，也就是1596年，阿姆斯特丹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劳教所——拉斯普惠斯（Rasphuis）。在随后的17世纪，很多劳教所相继建立。不过，17世纪的劳教所与19、20世纪的劳教所，除了名字相同外，共同点很少。17世纪的劳教所，不是为了关押重刑犯，而是为了让乞丐、穷人、妓女、游手好闲者、流浪汉能自食其力，不再惹是生非，成为有德之人。劳教所是一个理念。在统治者眼里，淫乱必须要用劳教所来治理，教育手段是“劳作和殴打，上课和心灵辅导”。
劳教所的条件一般都很差。阿姆斯特丹的拉斯普惠斯劳教所建立一年后，议会便开始探讨看守问题，并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如果劳教所的看守伤害或杀死了某个囚犯，不得追究看守的法律责任。这便导致了某些看守肆无忌惮地惩罚犯人。
劳教所的犯人一般都要做重活，绝大多数都要用不锋利的锉刀将热带树木锉成末，以作为印染的原料。通过路德教徒、诗人、作家菲利普?冯?泽森1664年对阿姆斯特丹城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拉斯普惠斯劳教所的情况。在劳教所的内院，有一根柱子，上面画有正义女神手持代表正义的天秤和长剑的图画。这也是劳教所的耻辱柱，如果哪个犯人做了坏事，便会被绑在耻辱柱上。当然，鞭打犯人也是在那里。成年的犯人每天都在庭院边上做活：“这些人有的被绑，有的没被绑……做着累人的体力活。主要是将巴西木锉成末，必须锉得非常细，要花很多力气。虽然他们几乎是裸身作业，但经常还是汗如雨下。他们每天必须要完成定额，才可以收工。”庭院上面坐着到处游荡乞讨的小孩，“给巷子里的人制造麻烦”。他们必须做一些轻活，但也要去学校上课。“每个周日，所有劳教所的小孩都必须去学校。先带领他们读《圣经》，然后批评他们之前的可耻人生，并给他们指出改变人生、向善的道路。”如果有谁在课上调皮，那“他的头会被按到一张长凳上，用两根棍子夹住，然后用荆条抽打他的脸”。
劳教所不是宽宥之地，也不应该是。相反，犯人在劳教所劳作，应感受到痛苦、折磨，心灵应慢慢被软化。1657年，英国作家威廉·汤姆林森（William Tomlinson）认为，盗窃犯喜欢宣称自己的生命虽短暂，但很甜蜜，绞刑架不会让他们感到害怕等。“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命被延长，他们不得不去劳作，那他们看到的就不是短暂而甜蜜的人生，而是漫长的奴役劳作，日复一日地干着重活，每日只有片刻消遣。比起在绞刑架上的半个小时，这更能让他们害怕。”
至于是哪些思想流派促成了劳教所的成立，争议已久，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在16世纪，很多因素都对劳教所的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经济上，劳教所可以利用那些贫困、被社会排挤在外的人员的生产力。在社会福利方面，劳教所接纳穷人，是解决社会贫困、乞讨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劳教所作为劳动场所，理论上可以自给自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可能。作为一项社会政治措施，劳教所的目的是给乞丐、流浪汉和骗子指出一条出路，教育他们去劳作。
阿姆斯特丹男子劳教所拉斯普惠斯成立一年后，女子劳教所施宾惠斯（Spinhuis） 创建，大门上刻了如下文字：
勇敢向前吧！我不报复，我迫使自己变好。
虽然我的手很累，但我的思想是积极的！
此外，人们对用死刑来惩罚盗窃犯的实践心生不满，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确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劳教所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1589 年对一名16 岁的盗窃犯的处决。那之后的几年，阿姆斯特丹议会陆续起草了很多草案。1598 阿姆斯特丹著名政治家科内利斯·皮特斯·霍夫特（Cornelis Pietersz Hooft）讲述了拉斯普惠斯1596 年建立的动机。他认为，议会法庭过去几年在审判盗窃犯时，依律应判处死刑，但却经常犹豫不决。具体霍夫特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议员们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旧约》并未指出要判处盗窃犯死刑。这是一个无法轻视的理由。我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考虑在过去几年的许多案例中都有，这也是在这个城市建立一个劳教所最重要的原因。”
劳教所究竟为何而建？
至于早期的劳教所是否是监狱，目前仍有争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劳教所的相继建立，应该会影响死刑的数目。尤尔根?马楚卡特（Jürgen Martschukat）对此提出了怀疑。他列举了汉堡的情况，认为汉堡1618年建立的劳教所“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体刑真正的替代刑”，盗窃犯被处死的数目没有减少，从17世纪60年代起反而增加了。直到18世纪中期，人们才越来越多地对那些声名狼藉的盗窃犯处关押的刑罚。
对纽伦堡人来说，劳教所的概念也不陌生。1588年，针对到处蔓延的乞讨之风，议会成员保卢斯·科勒（Paulus Koler）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应将年老体弱的乞讨者及其子女隔离起来，给他们提供食物。而那些可以去劳作的流浪汉及身体强壮者，则应强迫其去劳作。如果谁不听命，便将他交给刽子手。不过，科勒的建议并没有被执行。
几年后，也就是1596年，阿姆斯特丹创建了欧洲第一个劳教所——拉斯普惠斯（Rasphuis）。在随后的17世纪，很多劳教所相继建立。不过，17世纪的劳教所与19、20世纪的劳教所，除了名字相同外，共同点很少。17世纪的劳教所，不是为了关押重刑犯，而是为了让乞丐、穷人、妓女、游手好闲者、流浪汉能自食其力，不再惹是生非，成为有德之人。劳教所是一个理念。在统治者眼里，淫乱必须要用劳教所来治理，教育手段是“劳作和殴打，上课和心灵辅导”。
劳教所的条件一般都很差。阿姆斯特丹的拉斯普惠斯劳教所建立一年后，议会便开始探讨看守问题，并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如果劳教所的看守伤害或杀死了某个囚犯，不得追究看守的法律责任。这便导致了某些看守肆无忌惮地惩罚犯人。
劳教所的犯人一般都要做重活，绝大多数都要用不锋利的锉刀将热带树木锉成末，以作为印染的原料。通过路德教徒、诗人、作家菲利普?冯?泽森1664年对阿姆斯特丹城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拉斯普惠斯劳教所的情况。在劳教所的内院，有一根柱子，上面画有正义女神手持代表正义的天秤和长剑的图画。这也是劳教所的耻辱柱，如果哪个犯人做了坏事，便会被绑在耻辱柱上。当然，鞭打犯人也是在那里。成年的犯人每天都在庭院边上做活：“这些人有的被绑，有的没被绑……做着累人的体力活。主要是将巴西木锉成末，必须锉得非常细，要花很多力气。虽然他们几乎是裸身作业，但经常还是汗如雨下。他们每天必须要完成定额，才可以收工。”庭院上面坐着到处游荡乞讨的小孩，“给巷子里的人制造麻烦”。他们必须做一些轻活，但也要去学校上课。“每个周日，所有劳教所的小孩都必须去学校。先带领他们读《圣经》，然后批评他们之前的可耻人生，并给他们指出改变人生、向善的道路。”如果有谁在课上调皮，那“他的头会被按到一张长凳上，用两根棍子夹住，然后用荆条抽打他的脸”。
劳教所不是宽宥之地，也不应该是。相反，犯人在劳教所劳作，应感受到痛苦、折磨，心灵应慢慢被软化。1657年，英国作家威廉·汤姆林森（William Tomlinson）认为，盗窃犯喜欢宣称自己的生命虽短暂，但很甜蜜，绞刑架不会让他们感到害怕等。“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命被延长，他们不得不去劳作，那他们看到的就不是短暂而甜蜜的人生，而是漫长的奴役劳作，日复一日地干着重活，每日只有片刻消遣。比起在绞刑架上的半个小时，这更能让他们害怕。”
至于是哪些思想流派促成了劳教所的成立，争议已久，至今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在16世纪，很多因素都对劳教所的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经济上，劳教所可以利用那些贫困、被社会排挤在外的人员的生产力。在社会福利方面，劳教所接纳穷人，是解决社会贫困、乞讨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劳教所作为劳动场所，理论上可以自给自足，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可能。作为一项社会政治措施，劳教所的目的是给乞丐、流浪汉和骗子指出一条出路，教育他们去劳作。
阿姆斯特丹男子劳教所拉斯普惠斯成立一年后，女子劳教所施宾惠斯（Spinhuis） 创建，大门上刻了如下文字：
勇敢向前吧！我不报复，我迫使自己变好。
虽然我的手很累，但我的思想是积极的！
此外，人们对用死刑来惩罚盗窃犯的实践心生不满，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确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劳教所的一个直接导火索是1589 年对一名16 岁的盗窃犯的处决。那之后的几年，阿姆斯特丹议会陆续起草了很多草案。1598 阿姆斯特丹著名政治家科内利斯·皮特斯·霍夫特（Cornelis Pietersz Hooft）讲述了拉斯普惠斯1596 年建立的动机。他认为，议会法庭过去几年在审判盗窃犯时，依律应判处死刑，但却经常犹豫不决。具体霍夫特是这样说的：“我认为，议员们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旧约》并未指出要判处盗窃犯死刑。这是一个无法轻视的理由。我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考虑在过去几年的许多案例中都有，这也是在这个城市建立一个劳教所最重要的原因。”
劳教所究竟为何而建？
至于早期的劳教所是否是监狱，目前仍有争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劳教所的相继建立，应该会影响死刑的数目。尤尔根?马楚卡特（Jürgen Martschukat）对此提出了怀疑。他列举了汉堡的情况，认为汉堡1618年建立的劳教所“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体刑真正的替代刑”，盗窃犯被处死的数目没有减少，从17世纪60年代起反而增加了。直到18世纪中期，人们才越来越多地对那些声名狼藉的盗窃犯处关押的刑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