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算跟随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的最新人民币债券权重比例，迅速加仓人民币债券。”一家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

　　此前他所在的对冲基金对加仓人民币债券仍有顾虑，但随着美国3个月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与欧洲经济不景气令全球负利率国债（收益率为负数的国债）骤然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这家对冲基金管理团队迅速调整策略——决意快速加仓人民币国债。

　　“毕竟，靠负利率国债的价格上涨博取价差收益，风险还是太大，不如买入人民币国债赚取相对无风险的利差收益。”这位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直言。

　　令他颇感兴奋的是，4月1日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8个基点，创下2017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一度触及3．14％，让他看到更高的无风险利差收益操作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到，在全球负利率国债规模骤增压力下，随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快速加仓人民币债券的全球投资机构增加不少。

　　加快建仓人民币债券

　　在上述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看来，此前他所在的对冲基金之所以对加仓人民币债券心存顾虑，一方面是他们担心中国降准降息预期升温会导致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持续下降，令其投资吸引力低于其他处于经济复苏期、但收益率高出不少的新兴市场国家债券，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曾通过银行代理与QFII渠道买入人民币债券，但发现资金进出存在不少操作流程，因此打算在研究债券通交易规则后（顺便等待中美贸易谈判出台实质性成果），再加仓人民币国债。

　　“但没想到上周以来欧美国家负利率国债规模大幅增加，一下子打乱了整个基金的投资规划。”他告诉记者。在上周美国3个月期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加之德国国债收益率跌入负值后，他骤然发现逾4000亿美元欧美国家债券收益率由正转负。

　　彭悉，截至上周五，全球收益率为负值的债券名义价值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为2017年9月以来首次突破这个整数关口。

　　管理190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TwentyFour Asset Management的创始合伙人Gary Kirk则指出，这令债券正收益再次成为一项“稀缺的商品”。

　　一位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直言，这倒逼整个基金管理团队决定加快人民币债券的加仓步伐，甚至将人民币债券作为部分替代德国债券进行资产配置的首选。

　　“当时我们也考虑过继续持有德国国债，通过德债价格上涨（押注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德债避险）赚取价差回报，但基金投资委员会认为这项操作风险太高，不如买入人民币国债套取无风险利差收益。”他指出。

　　在他看来，驱动基金投资委员会与管理团队决定跟随彭博巴克莱指数快速加仓人民币债券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美利差（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再度走阔，截至4月1日21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2．444％附近，较中国同期国债收益率低了70个基点。而在1个月前，中美利差还仅有59个基点。

　　“这其实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们原先预期中国降准降息预期升温会让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很快跌破3％，与美国同期国债收益率保持50－60个基点的利差，但现在看起来，以美债为抵押套取资金买入同期人民币国债，反而能多赚取10个基点的利差收益，对我们而言颇具吸引力。”他指出。但他发现，也有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捷足先登，抢先以6－8倍杠杆进行上述无风险利差交易。

　　多元化交易策略“浮出水面”

　　U.S. Global Investors分析师Frank Holme注意到，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开始增加人民币债券配置，也给中国债券市场带来多元化的交易策略。

　　在Frank Holmes看来，这种多元化债券交易策略，已经在2月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数据显示，2月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国债规模达到1．08万亿，单月减持了173．53亿元，但他们增持政策性金融债的额度高达208．85亿元。

　　他认为，这背后，是不少海外投资机构并没有采取持有到期的交易策略，而是针对降准降息预期升温所导致的国债收益率下滑压力，转而调整策略，将资金调仓至同等信用评级，但收益率更高的政策性金融债。

　　“事实上，这种调仓也有抢筹待涨的因素。”一位国内私募基金债券交易员指出，毕竟此次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将国债与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其中，令不少海外投资机构认为政策性金融债可能存在更高的价格上涨动能以博取交易型价差收益。

　　与此同时，上清所数据显示2月境外机构的债券托管量为2399．08亿元，单月减持68．24亿元，主要原因是境外机构发现春节后流动性恢复令同业存贷利率下滑，因此减持了不少同业存单。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境外机构债券交易策略趋于多元化，今年一季度境外机构投资者累计成交量达到9191亿元，同比增长31％。

　　上述华尔街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透露，相比部分海外投资机构专注人民币债券交易寻找特定的交易型价差获利机会，他们更倾向通过跨境套利交易进行套期保值。具体而言，他们会通过债券通等渠道加仓人民币债券同时，在香港地区买入相应的国债期货产品锁定持仓风险与无风险利差收益。

　　“但目前我们内部估算下来，这种跨市场套利交易策略的操作成本不低，一是跨市场套利交易涉及不同交易品种在不同交易市场的不同交易结算制度，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套期保值出现亏损，二是境外的国债期货衍生品流动性依然不足，容易出现价格异动导致我们投资组合净值波动无故大增。”他指出。此外他们还担心境内债市与海外市场互联互通之下的交易假期风险，即当春节或国庆节债券交易休市时，一旦海外市场国债期货衍生品价格出现大幅异动，他们无法及时调整境内国债仓位以应对突发市场风险。

　　他透露，因此他们也在研究如何将人民币债券交易与国债期货套期保值放在境内市场操作，但目前由于国债期货交易持仓受限，令他们一时不敢投入更多资金加仓人民币债券，顶多不超过基金资产的2％。

　　本报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